1、青霉素
人们称青霉素是本世纪最有贡献的药品，它的发明者是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这位发明家在一次细菌培养实验中偶然地发现有一种后来被称为青霉素的霉菌正吞噬他在培养皿中培养的细菌。
根据弗莱明研究的成果，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者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提炼这种霉菌的办法，并投入医学治疗试验。
1943年，为了医治在二战中负伤的战士，盟军开始将青霉素投入工业生产。在半个多世纪中，青霉素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促使人们开始重视抗生素家族的研究开发。
盘尼西林（即青霉素）1929年，英国的弗莱明首次研制，1941年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被誉为仅次于原子弹的发明。
2、计算机
计算机是20世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之一，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以强大的生命力飞速发展。
它的应用领域从最初的军事科研应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已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计算机产业，带动了全球范围的技术进步，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计算机已遍及一般学校、企事业单位，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信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3、核武器
1942年，为了打败轴心国法西斯，美国最高当局决定启动旨在研制原子武器的“曼哈顿工程”。年底，作为“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第一个核反应堆在芝加哥大学一个体育设施下面建成并开始运行。
1945年的7月16日，一团蘑菇云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研究中心腾空而起，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是年的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将两颗取名为“胖子”和“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天皇随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似乎为赢得二战的胜利立了大功，但是人类从此便生活在可怕的原子武器的阴影中。
4、DNA
1953DNA ，2月28日，英国著名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他“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克里克和他美国的同行詹姆斯·沃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的研究，终于从细胞核中发现了决定生命遗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分子结构，破译了人类、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密码。
这个发现初步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推进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和医治，也促进了人类对改善食物结构的研究。在下世纪的前20年，人类就可能通过采用基因治疗的办法消除遗传缺陷，进而攻克癌症、心脏病、血友病、糖尿病以及其它致命的机能失调症。
人类对DNA分子结构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对人类研究生命、治疗疾病具有极大的作用，但是也使人们面临着因此而造成的道德危机，比如克隆技术的发展，就给人类自己出了个难题。
5、飞机
飞机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公认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他们在1903年12月17日进行的飞行作为“第一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进行的受控的持续动力飞行”被国际航空联合会（FAI）所认可，同年他们创办了“莱特飞机公司”。
自从飞机发明以后，飞机日益成为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它深刻的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开启了人们征服蓝天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20世纪发明
1844年5月24日，是世界电信史上光辉的一页。莫尔斯在美国国会大厅里，亲自按动电报机按键。随着一连串嘀嘀嗒嗒声响起，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他的助手准确无误地把电文译了出来。莫尔斯电报的成功轰动了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他的电报很快风靡全球。 19世纪后半叶，莫尔斯电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1876年3月10日 贝尔发明电话。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Siemens）制成发电机。 蒸汽机蒸汽机是将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械。蒸汽机的出现曾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初，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动机，后来才逐渐让位于内燃机和汽轮机等。 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Gelam）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一。导言
清末官报，是一种由清政府各部门主办的近代形态的机关报刊。政治上，它服务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新闻发展史上，作为晚清报业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新闻史研究对象是新闻业的发展规律，应当从整体上涵盖各种新闻现象，找出其间的联系，而不能用情感的判断作为取舍标准，形成缺漏，否则难以准确把握规律性的东西。许多新闻史著作中对于清末统治阶级官报活动的描述，大体上仍停留在20年代戈公振先生提供的资料上，只提及10种左右官报的名称，然后简单从政治上给予一否定性结论；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一现象。因此，官报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有鉴于此，笔者翻检当时各类官办和民营报刊，以及后人编纂的一些资料性书刊、著述，搜寻剔抉，所获资料见有111种官报，1在当时创办的近千种报刊中，是一个不小的类别。这一数字当已囊括行省以上级别官报的大多数。2下文将围绕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在总体描绘的基础上研究官报这一现象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统计方法上，由同一部门主办并有不间断承继关系者，如直隶学务公所的《教育杂志》、《直隶教育杂志》和《直隶教育官报》，均作为一种计算。官方机构直接开办并委任官员经理，仅吸收商股参加者，仍包括在官报总数之内。始商办后官办者，自改归官办之日起计为创办时间。此外，因官报均附于某政府机构之下，由官方委派主管人员并审核稿件和垫拨官款，所以，当时有些仅接受官方津贴的报刊，时人称“半官半商”者，因其活动方式与严格意义的官报不同，故排除在官报总数之外。
二。官报的概貌及其活动方式
首先，我们应当确定官报产生的时间上限和它在各阶段的活动特点。通常的看法，是将1902年《北洋官报》的问世当作新式官报的起点。此说不确。官报肇始自1896年官书局出版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3据笔者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至《北洋官报》创办时的前6年间约有5种问世。这6年可称为官报的萌芽时期。和古代形态的《京报》之类相比，二者性质上有着质的差别，这一时期的官报已有了电报、访稿、论说、调查报告等，可归属近代报刊范畴。它注重国内外的动态性消息和科学知识介绍，形式上比较接近民间商业性报刊；谕旨章奏极少，与此后的官报相比，二者内容的侧重上有着量的差别。5种官报中，3种由官书局主办，两种为地方商务局主办。4前者“皆译外国之事”，5后者偏重商务，都嘱意外界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不大像以后那样强调自上而下的“开风气，正人心”。但是这一时期官报的活动方式已呈现出下一时期的某些特点。以影响较大的《江南商务官报》为例，该报是江南商务总局的机关报，由江宁布政使及苏、皖、赣三省布政使札发各县派销，期发约2000份，报费从各属养廉6项下扣除。后期官报的管理和发行特点已初见端倪。
官报的第二个时期，即大发展时期，始自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迄于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报》的问世为巅峰期的标志。官报是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消亡几乎产生于瞬息之间，因此没有经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和萌芽期相比，这一时期官报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数量的急剧增长，10年内至少有106种面世，每年平均新开办10.6种；其次，以《北洋官报》为始作俑者，官报正式形成了固定的内容、体例、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完整的布局。《政治官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延至1911年8月24日《内阁官报》取代《政治官报》出台，官报又被赋予了相当于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7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和地位。
萌芽时期的官报尚属过渡性质，数量甚少，且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始自1902年这10年大发展时期的官报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官报”二字是清末的专利品，民国以后很少使用。8它作为固定报名，最早可溯至戊戌政变时夭折的《时务官报》，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沉寂，又开始散见于一些报刊和朝臣的章奏之中。《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已开始征文，山东1902年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官报局之设。9这可以说明，官报活动并非始自《北洋官报》，只是由于北洋的特殊地位而使之超越了其他地区。
官报按内容可分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按主办单位可分作中央、总督辖区、省和县四级。中央一级的除前述《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外，还有《商务报》10、《训兵报》11、《商务官报》12、《学部官报》13、《交通官报》14、《北京日报》15等共8种。督辖级共5种16，除《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外17，尚有《两湖官报》（1907年）、《两广官报》（1911年5月）和《东三省官报》（1911年9月）。在地域分布上，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办有官报，数量多寡不一。它的触角还伸到了国外，如1906年12月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处在东京开办了《官报》，次年7月陆军部留学生监督处也在东京办了一份《远东闻见录》，均以留日学生为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的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恰与金字塔型的各级政权组织及其分工形式相契合，其规模之大为世所仅见。无论是经典意义上的松散的西欧庄园制封建国家，还是东方式专制主义的俄国、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这些国家在向近代化过渡时期，除孤零零的几份官报外，都没有形成如此成熟、几达无远弗届的官报网。各国新闻发展史从侧面证明，正是在清季已发展到极至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清末官报能够并且必然呈现出上述分布特点。
清末省级以上官报多由某一政府机构下设的官报局主持具体业务。这个“局”相当于民间的报馆，没有统辖其他报刊的权力，相互间往来公文须经督抚札转。省辖各职能部门出版专业性官报时，一般不另立官报局名目，而直接以该部门名义出版。省府城市除济南、长沙、武汉等少数之外，多不在省级官报之外另设官报。就主管人员名称看，官报局与民间报馆不同，综理报务的主管称总办（《政治官报》改称局长）、会办，主持庶务的称提调。这三种称谓以及前述将报馆称局的作法，都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机器制造局、织布局之类官办企业所习用的。此类称谓恰恰反映了官报的性质。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做总纂、分纂，本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也与民间使用的主笔之类名称不同。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上述人员称谓均首见于《北洋官报》，可以反映该报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官报分水岭的意义。至于各员的职衔，不仅各级官报有别，各地同级官报也是不尽相同的。中央级的《政治官报》以退职三品章京为局长，军机处三品章京两人负责审核文稿；督辖级和省级的多为观察、太守、同知等衔，18品秩在从四品以下。如《北洋官报》历届总办均为观察衔，《安徽官报》总纂与分纂分别为候补知府和同知衔，《湖北官报》总办为太守衔，等等。兼职情况较少，仅见《北洋官报》第二任总办有半年左右由洋务局总办兼任。官报机构中的上述官职，多系署缺而非实缺，并且大量起用候补官员或退休官吏参与其事，似可说明官报在衙署中的地位尚不很高。省属各职能部门所办专业官报又有所不同，因不设专局，所以总办有时由该部门主官兼任，如《吉林教育官报》即由提学使兼理；有时则由该部门指派本部官员办理。
分析各类内容的比例，是研究官报特点的基础。根据层级和对象的不同，笔者选取7种官报，即综合类的取中央级的《政治官报》，督署级的取《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省级的取《四川官报》和《江西官报》，专业类的取《商务官报》和《学部官报》，将林林总总的栏目归为8类，对平均每期各类内容所占篇幅的百分比进行统计19。结果可见，官报内容中，公文类占34.07%，章奏23.03%，新知、实业18.09%，新闻10.88%（条数17.53），论说8.72%，谕、抄6.27%，艺文3.49%，广告1.58%。选取上述各报的理由，第一是它们分别代表了占绝大多数的省和省级以上综合性和专业性官报，有的一直是其他报纸模仿的对象。很多记载表明，南北洋官报和商学两部官报都多次接待过各地来访者并答复函索办报资料信；两份省报则可代表内地闭塞省份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以这种方法推断总体，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官报之间的相互模仿、陈陈相因，否则非概率抽样样本是不能任意推总体的。第二，便是考虑到这几份官报庋藏较为完整，易于统计。
这个统计告诉我们，官报刊载最多的三项内容，依次为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如将前两项合称官文牍的话，则已占总量的50%以上，这就是官报的主要内容。公文项下包括公告、往来文札、法规章程和调查报告，又以后两者居多。
以上为官报内容总体状况，倘做个案研究，则需注意各报的某些差异。以论说为例，官报后期都有减少或取消的趋势，而《政治官报》、《两广官报》等创刊时即无此项内容。另外，综合性与专业性官报尚有内容侧重的不同。
下面再看官报的活动方式。它的开办费主要来自官拨款项，但来源不一。多数由某部门或库银划拨，如《湖北官报》、《长沙日报》的费用由善后局支给，《晋报》由洋务局拨款，《济南日报》借商务局款，《政治官报》、《山西白话演说报》由部、院司库拨银。专业报则由主办机构拨给，如教育类官报款来自学务部门。这些款项均属垫支性质，数额由数千至一两万元不等，官报需从以后的订费中扣还。另有少数在官款之外吸收少量商股做开办费，如《商务报》等，但入股者对报务无发言权，因为官报并没有民间报馆那样的董事会之设，纯粹是一种集资方式。各级官报的人事任免权归该报的主管政府部门，如督辖级官报由督署任免，省级由抚署任免。一般来说，官报的主要人事均需指派，个别的甚至连书手亦须派委。20
开办费和人事确定后就可以开张了。官报内部均不设采访部门，没有专职记者。虽然所聘访事人数不少，而且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类乎今天的通讯员性质，这和民间报馆相比是一个较大区别。这样的访事并不采访动态性的时政消息，只围绕自己职责撰写综述性的新政进展情况，如新办学堂、劝工场活动、新订规章等，勉强可称为非事件性新闻。其取舍以成果为主，存在的问题为辅。官报内容中的公文类，多半由此构成。至于消息，即硬新闻，除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由能力直接接收外国通讯社电或选译外报外，多数则采自国内各大报，虽范围很广，但也已是三四手的材料了。在审核方面，各类文稿定稿后须先交主管部门过目，如《长沙日报》由抚署文案处核定，《吉林教育官报》脱稿后要“禀承学宪分别去取”21。像《粤东公报》的论说直接“由学务处撰稿”22的作法，则比较罕见。除中央级官报，各地官报的地方色彩很浓，选材以与地方有关者为主，这样的内容也决定了它们的发行范围，如《南洋官报》主要在所辖苏、皖、赣三省发行，《安徽日报》如欲在苏、赣两省派发，须呈督署转咨。
官报以“派销”为主，这是它与民营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23派销的实质是派购，是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层层分摊。24中央级的分配到省，《政治官报》“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25；省级到县，《四川官报》颁发“大缺一百份，中缺六十份，小缺四十份”26。分送时通常由官报局将数期官报并作一起，“包封”后发各属，再由各属下转。通邮处经邮路寄递，不通邮处由驿站或民信局转递。前者邮费已计入报价，后者力赀由阅者支付。根据派销数确定的报费由地方衙署汇解，具体作法是，无论实销如何，衙署须根据派定报纸数（包括派给学堂、阅报讲报所的），从养廉、税款或闲杂款项下扣除报费上缴；专业官报则多从该管部门的专项款下扣除。其他报费，如动员绅商个人订阅的（时称“劝订”），以及少量在市面销售的，27则需订阅者自理。民间代售官报者可有一至二成的折扣，官员则不能享此优渥，因为派报被视为“尽其在官之义务，无庸给额外之酬劳”28。派销数额的多寡，是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在派定数之外加添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29这就直接刺激了官报印数，《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30，《晋报》1.13万份31，《湖北官报》初期免费赠送每期达两万份32。全面的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获得，但依据各地零星记载推算，省以上综合性官报印数当在5000～10000多份不等，专业性官报则少些，大体在5000份之下，如《学部官报》1907年期印4000余份33。这样的印数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官报的印量之大是相当惊人的。须知同一时期经常性印数达万份以上的民营报刊，上海只有三两家，北方印数最高的《大公报》也只印4500份。
三。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的信息流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内部的文报传递，二是政府向公众公布信息，如布达政令、法度、礼教、重大政事或战事消息等。后者所借助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象魏悬书、布告、露布、榜、粉壁以及朔望读法、遒人木铎之类的专人宣讲手段。政府内部向官员传递信息的邸报、进奏院状报、朝报之类，虽时有流入民间的，但那不是办报的原本意图。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部门都没有直接创办面向公众的报刊，像清季的民间报房《京报》，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信息，起的是官方信息“公告板”的作用，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更遑论议论时政了。这也是清政府允许民间报纸存在的原因。政府自己不办报纸，这种状况直到晚清官报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那么，上距传教士在华开始出版活动约80年，中经国门开启后列强一次次的侵华战争，其间交织着镇压农民起义和推行洋务运动，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延至19世纪末才投入官报活动呢？在此之前，19世纪中叶民营报刊的发展，可以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不是不办官报的原因。陈炽、郑观应、王韬等有关报刊的论述，海通之后的中外交流和洋务运动的大规模翻译西书，都证明客观上已有对于报刊这一媒介的需求，这也不是统治阶级不办报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19世纪末开始的变革已深入到制度层次，它不同于前一时期仅引进西洋坚船利炮一类的洋务运动，仿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从维新到新政，已触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兵制、司法等许多方面。直到这时统治阶级才意识到，没有全方位的变革就无法自强，而报刊（包括官报）就是推行这种变革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工具。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否以巩固统治阶级地位为终极目的，这种变革对于旧制度的冲击，它所带来的某些进步的客观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官报是这一变革需求的产物，研究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也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展开。
萌芽时期的官报，就是维新运动的产物。虽然它不是维新志士直接开办的，甚至官书局本身也是强学书局被封后的一个改头换面的机构，但它之所以不应被视为顽固派的产物，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从倡办官报的李提摩太、李端棻34和主持官书局的孙家鼐等，到支持办官报的光绪本人，都是维新变法的参与者或支持者；其次，这一时期的官书局报和商务性官报，内容以动态性消息和国内外实业新知为主，实践的是维新派通情达故、作育人才的主张。东邻日本的官报，其萌生恰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可作为上述结论的旁证。1862年出版《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的，正是以译介国外情况为主的与官书局性质相近的蕃书调所，同样是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欧风美雨冲决后产生的，同样目光向外，有着较大的信息量和知识性。因此可以说，清末官报的萌生是与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它与维新运动相始而不相终，在戊戌政变后能够继续出版，是因为它译介国外动态和新知并着眼于商务活动，可以被统治阶级接受。跳出维新运动这一短暂的时间段就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以后，这样性质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比如严复所译斯宾塞和斯密等人的几部著作，就是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的两三年内不间断出版的。
20世纪初，外国列强一度攻陷北京，环布畿辅，《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数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不平等条约，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那道著名的变法上谕；8月至9月连下数旨，提出“人才为政事之本”35，要求广立学堂，讲求中外实学；9月，就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三折示谕：“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36从此，揭开了“新政”的序幕，引发了清末十年官报的迅速发展。除上述1月29日谕外，同官报乃至阅报讲报等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两道谕旨。一是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谕，此谕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唯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7。二是1907年7月8日的“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38的立宪施行方法谕。这三道谕旨，是官报在申述开办理由和宗旨时反复引申的。就是从这三支主根上，孳生出了官报这株歪歪扭扭的大树。三道谕旨的核心，是在指出变法必然性的前提下，强调沟通上下之间和国内外之间的信息交流，培养“新政”人才，达到立宪自强的目的。清末十年官报的发展，正是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手段之一，即所谓“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39
以北洋的官报活动为例，让我们解剖一下这只麻雀，看看它与新政的关系。北洋辖山东迤北，拱卫京师，北洋大臣由皇帝指派，有权直接办理对外事务，其权柄之重超过了各地督抚。1901年11月，袁世凯督直，不久兼北洋大臣，即开始措办清末颇为引人注目的“北洋新政”。北洋新政是清廷政策的具体实践，围绕振兴实业这一核心，所涉及的几乎包罗了教育、法政、兵事等各个方面，而且尽着先鞭，走在了各地之前，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省咸派员视察，借为取法之资”40。官报就是其中之一。《北洋官报》从1902年初筹设，次年经外务部饬各地仿照办理，于是大至宗旨、章程，小至如何选聘工匠、选购机器，均成为各报模仿对象。以这份报纸为中心，北洋官报局出版或代印、代派的官报共11种，绝大多数为各门类专业报，几乎每立一新政即有一相应内容的官报。该局还参与新式教科书编篡41，为民间代印图书、证券、票据等印刷品，活动方法多种多样，与新政较为合拍。总之，北洋能够成为清末十年官报的滥觞之地，正是它率先推行新政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深入到官报的结构层次来分析它与清末新政的关系。
官报的内在结构以公文、章奏、新知和实业为主，前两项即官文牍。它怎么能同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联系在一起呢？在今人眼中，这似乎不易理解，但是在官报办报指导思想中却被认作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官报者，所以发摅官为百姓之事，与百姓所已知已能者提倡之，百姓所未知未能者诏示之”，“以晓告政府之方针”42，自应“专以章程文牍为的”，使“人人……自察其身居何等职业，以自尽其职业所当为”43。而新知与实业方面，则各国政治文化制度、声光化电、发明创造、世界重要都市的商品和股票价格、国内各项实业的进展等等，琳琅满目。《邦交辑要》、《说公司》、《论经济恐慌之理》、《北美合众国政府保护航海业制度述》之类的论说比比皆是，数量上较之政治性论说要大得多。此外尚有不少劝禁烟、戒缠足、提倡男女平权等改良风习的纂述。
官报的外在结构方面，注重开通知识的专业类官报占总数的48.54%。其中学务类又占专业类总数的46%，比重是不小的。在各省的布局，也大体以一份综合性官报和一份学务官报为主干，有条件的再开办几份实业、政法、白话官报。这种内在和外在结构的特点，可以说明官报主要是为新政的通情达德、养育人才的需求服务的，即如《北洋官报序例》所称，欲求“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不能无赖于官报”。这就是它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清政府所以不再依赖民间报房的古代形态报刊，也正是由于它只刊载谕折，内容单调，不能适应新政的需求。
研究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还需要分析它与民间舆论宣传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官报是为抵制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而开办的。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论者尚缺乏足够的论据。其推理过程很可能是这样的：革命派报刊以反清宣传为己任，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必然需要创办官报以压制革命宣传。这是用后世的眼光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官报与革命派报刊之间几乎没有交锋。首先，革命派报刊宣传的高潮大体始自1903年，而此前官报活动已正式展开，两者在时间上没有对应的因果联系。相反，官报创办数量的时间分布主要与清廷的新政活动相关，例如1905年至1906年是预备立宪紧锣密鼓开张的阶段，而1905年官报创办数量为1904年的两倍，1906年则达到数量的最高点。其次，前文提到的官报结构特点说明，它主要是为上下交流、中外沟通而办的，不是宣传性报刊，所以政论甚少，与当时其他类型报刊推重论说的做法反差很大。就笔者接触到的较有地位的一些官报看，还未见到与革命派报刊直接辩驳的论撰。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不去压制革命报刊，只是官报没有直接承担这项任务而已。在革命派一面，像《苏报》、《民立报》等具体批评某一份官报的文章也极少见。因此，还不宜认为官报的指向是革命派报刊。
另一方面，官报中不时可见的匡正人心一类提法，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自由、平等的批判文章里。这些文章认为：“一国之治，治于不平等；一国之安，安于不自由”，“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则权限堕矣，尚复成何世界？”44在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上，强调国家“自由”至上，“小己”服从“国群”，个人自由“必须参于家与国之公理”，否则“人人皆言自由，事事反多掣肘”，要求人们“守法律服从之义，而为素位安命之人”。45对于民间言论自由的呼声，则驳曰“国家之坏，不坏于言论之塞，而坏于言论之开”46；对于民权要求，则声言“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47。还有的文章，就直接点名攻讦卢梭、洛克等人的启蒙学说了。这些观点，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儒学中用集体的规范化人格否定个体人格的精神。翻览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即可看出，拾起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民主口号，要求言论自由，并就此广为宣传的，正是内地改良性质的报刊，尤以租界内的大报为著。革命派报刊推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以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不是在封建体制内争民主自由，所以官报“匡正人心”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前者而非后者。1901年大学士张百熙奏“由公家自设官”，以与“挟清议以訾时局”的民间报馆，尤其是租界内挂洋旗的民营报刊相颉颃，48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能够将官报抽象为一种现象，从根本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全面、深刻抨击的，也正是这些民营的改良派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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