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辨；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叁年，乃流王於彘。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国都里的人都在咒骂他。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忍不了你的命令啦！”厉王很恼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叫他去监视咒骂王的人。只要卫巫来报告，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住在国都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相遇，也只能彼此互递眼色而已。
周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够消除人民对我的咒骂了，他们居然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塞了他们的嘴！封住人民的嘴，比堵截江河的水还危险的多；江河的水被堵塞，就要决口奔流，被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禁止人们讲话也象这样。因此，善于治水的人要排除水道的壅塞，使它畅通；善于治理人民的人，要引导他们敢于讲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大夫直到列士都献诗，盲艺人献乐曲，史官献古文献，少师进箴言，瞍者朗诵，朦者吟咏，各色工匠分别谏诤，百姓的议论碾转上达，左右近臣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补过纠偏，乐官史官施行教诲，元老重臣对天子经常劝诫，然后天子亲自斟酌裁决，因此政事施行起来才不违背情理。”
“人民的嘴，就象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才从这里产生出来；又象那大地上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才从这里产生。由于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成功或失败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做人民所赞成的事，防止人民所憎恶的事，这正是增加财富、器物、衣服、食品的好办法啊。人民心理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他们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流露出来，怎么能堵他们的嘴呢？如果堵他们的嘴，那么，跟随的人还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劝告。从此，都城里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人们便把他赶到彘地去了。
（赏析1）：
《读〈国语·召公谏弭谤〉》(吴小如）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纵横捭阖。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周厉王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赏析2）：
《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这里，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请看：“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特别是暴君周厉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重在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选自《国语·周语上》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召公告诉厉王说：“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厉王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也只是以眼神示意。 周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责议论了，人们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召公说：“这是阻塞人们的言论啊。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伤害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使它通畅流淌；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讽谕诗，让盲乐师进献乐曲；让史官进献史籍；让太师进献劝谏的箴言；让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让有眸子的盲人诵读；让各种乐工进谏，让平民百姓把他们的话传上来；让近臣尽力规劝，让王室成员弥补天子的过失，监察朝政；盲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之言教诲天子；让国内元老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然后，由天子斟酌处理。这样做事就不致违背情理。 “人民有口，就像土地上有山水，财物用度都从这里出产；又如土地上有高原、洼地、低平之地、水浇之田，衣服、食物也从这里出产。人民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坏就列举出来了。推行好的防止坏的，就能使财用、衣食增多起来。老百姓内心考虑的事能说出来，在考虑成熟之后自然就表现在言谈中，怎么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 周厉王不听。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过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辨；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叁年，乃流王於彘。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国都里的人都在咒骂他。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忍不了你的命令啦！”厉王很恼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叫他去监视咒骂王的人。只要卫巫来报告，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住在国都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相遇，也只能彼此互递眼色而已。
周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够消除人民对我的咒骂了，他们居然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塞了他们的嘴！封住人民的嘴，比堵截江河的水还危险的多；江河的水被堵塞，就要决口奔流，被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禁止人们讲话也象这样。因此，善于治水的人要排除水道的壅塞，使它畅通；善于治理人民的人，要引导他们敢于讲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大夫直到列士都献诗，盲艺人献乐曲，史官献古文献，少师进箴言，瞍者朗诵，朦者吟咏，各色工匠分别谏诤，百姓的议论碾转上达，左右近臣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补过纠偏，乐官史官施行教诲，元老重臣对天子经常劝诫，然后天子亲自斟酌裁决，因此政事施行起来才不违背情理。”
“人民的嘴，就象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财富、器物才从这里产生出来；又象那大地上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服食物才从这里产生。由于人民用嘴发表意见，国家政事的成功或失败才能从这里反映出来；做人民所赞成的事，防止人民所憎恶的事，这正是增加财富、器物、衣服、食品的好办法啊。人民心理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他们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流露出来，怎么能堵他们的嘴呢？如果堵他们的嘴，那么，跟随的人还能有几个呢？”
周厉王不听劝告。从此，都城里的人没有一个敢讲话。过了三年，人们便把他赶到彘地去了。
（赏析1）：
《读〈国语·召公谏弭谤〉》(吴小如）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纵横捭阖。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周厉王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赏析2）：
《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这里，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请看：“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特别是暴君周厉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重在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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