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贞观年间，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一天，他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君主 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得到天下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 ，而失之于安逸。’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魏 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 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
创业当然很难，非得经过多次磨难才能完成。尤其古代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守成更难，因为人一旦得到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个人的奋斗成果也易失去。所以，从人性角度看，本人更同意守成难。
中国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已滔滔不息地奔腾了五千余年，期间朝代的兴衰、更替、潮起潮落，无论是匆匆划过，印痕短暂，亦或是百年王朝，缓缓落幕，其历时长短不一，然其兴衰更替则同。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朝代似都经历了一个固定的发展公式：当时帝王从上一个朝代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任用贤能，采纳意见，于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一片欣欣向荣的美好前景，等及安定时，就一泻松弛，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其战战兢兢的，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便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调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①魏征何以谓此言？以我之见：草创之易，在一夜成帝王，一蹴而就；守成之难，在历时弥久，难有恒心。归跟到底在于是否能够有重视民心的自觉。载舟覆舟之论，首在“载”字。如何“载”？战乱时、草创时如何载？功成名就时又如何载？帝王至此，当与民休养，当从长计议，当亲民如子。若不知此，尤其在功业已成之后的不知此，则民怨如地火悄悄涌动，而终至于覆舟！
唐太宗李世民，时时以隋灭亡之教训来鞭挞自己，开明纳谏，勤于政务。民心之向背，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确确实实存在着，魏征明此，太宗明此，故成就了“贞观之治”。然则“骄傲和逢迎往往使一个政治家走向其反面。”不绝于耳的“万岁”之声，纷至沓来的“圣明”之誉，冲昏了此“贞观之治”缔造者的头脑，贞观十年后，便开始听信谗言，疏远魏征。
魏征曾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②历代各朝的开创者，皆凭一腔热血打天下，乘衰败混乱之世道，消灭混乱狂暴之人，天下之人“云集响应”，一旦安定，骄奢便尾随而至，难道人之本性如此吗？几千年前孟子早已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然则面对“贵”与“富”之诱惑，“功”与“绩”之满足，历史上又有几个君主可真正谓之大丈夫哉？面临国势昌盛—属于自己的那份功绩，又有几个君主能坚守阵地，完全不受日渐膨胀的欲望之心的控制呢？的确，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是否正是人类贪婪的欲望毁灭了一代又一代的朝政？对此，我无以为答。
不管如何，历时的长河是在前进的，而前进中总是会进步的。为君之道，旨在明理，一旦真正的明了“民心所向”，“水舟关系”，就能切实体会民之所想，民之所需，民之所急。或许人之欲望真的是永无止尽，尽可能在最大限度的控制下，不让其最大范围内之爆发，用自己那一颗体民之心去掩盖那熊熊燃烧之欲望，那么，民有此君，可谓安矣；国有此君，可谓定矣；历史之有此君，可谓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