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
以下是一些引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象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利国富民：对国家有利，能使人民富裕。
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善于治理国家的，将财富藏在人民手里。
国家之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这是国家得到治理和成为乱世的缘由，也是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
明朝的灭亡，抗清斗争的失败和清廷的高压政策，使这时期的哲学家们带着切肤之痛，反专制、反空谈，兴民主、倡实学，推动了唯物论的发展，出现了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还有方以智、顾炎武、颜元等，也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颇有影响。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宇密之，桐城（今安徽）人。学识渊博，于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等无不涉猎。著述宏丰，主要哲学著作有《物理小识》、《东西均》等。早年提出“火——气”论，指出：“火与气一也”，“凡运动皆火之为也”（《物理小识》卷一）。晚年学佛后，又宣扬“离物无心，离心无物”（《东西均·三征》）的二元论，并最终转向“所以为气，呼之日心”（《东西均·尽心》）的主观唯心论。其突出贡献是强调哲学应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他不仅研究国故历史、词章考据，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医药饮食等，主张以大自然为老师，哲学要由自然科学来证明，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物理小识·总论》）“质测”相当于具体科学，“通几”相当于哲学，意思是说，哲学从具体科学中概括出来，又可以运用于具体科学，这是难能可贵之见。
方以智在《易余》、《东西均》等书中还表达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出了“相反相因”的命题。他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东西均·三征》）“皆二”即任何事物皆有对立面。“两间无不交”是说对立面是统一的。又说：“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轮。”这就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的观点。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清代哲学家、思想家。初名绛（jiàng），字宁人，号亭林。早年加入“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兵人关后，曾参加武装抗清；失败后，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同道，以复明，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有《日知录》等。哲学上赞同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皆气也”的命题（《日知录》卷一，以下只注卷数），肯定“气”是物质性的实体，世界万物的存亡皆由气之聚散而成。在认识论上主张“下学而上达，”即考察实际的有形的具体事物，以贯通具体事物中的道理和原则。他批判陆王心学已流为掸学，与程朱理学没有本质区别，提出“当务之为急”（卷六），力倡“修己治人之实学”，应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认为学问应成为“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与黄宗羲书》），指责空谈良知心性的学风，并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卷七），要求君主分权而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精神。并一再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教世也。”（《亭林之集》卷四《与人书二五》）的经世实学的学风。
颜元（公元1634~1704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一生甘贫乐学，不交权贵，曾主讲潭南书院。其思想几经变化：早年好道家，学神仙引道术；继为陆九渊与王守仁思想的信奉者；不久转向二程与朱熹理学。34岁后，由怀疑、探索，走向坚决批判程朱理学的道路。认为理学之害超过佛、道二教甚远，指出“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颜习斋先生年谱》）著作由后人编为《颜李丛书》，主要哲学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在自然观上，坚持理气统一论，反对程朱的“理在气先”说，指出：“为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在认识论上，注重“习行”，主张改造自然、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实习、实用”，提出“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清儒学案》卷一）。反对理学的空疏，反对脱离实际单纯静坐读书，指出“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上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提倡“经济实用”的“实学”，指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一）主张“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颇有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萌芽。他还提出新的功利原则：“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指出“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他是个利义统一论者。他改变了汉儒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而且还批判了“佛之空，老之无”的观念，提出了“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篇》卷一）的实学思想。
清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有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在中国哲学史上更有其突出的贡献，本章另有专论。
利国富民：对国家有利，能使人民富裕。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善于治理国家的，将财富藏在人民手里。国家之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这是国家得到治理和成为乱世的缘由，也是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