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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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辙的人生观

苏辙平和性格的事件

苏轼和苏辙的故事

苏辙孝悌的品质的事情

一、苏轼苏辙的人生观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bàng)讪(shàn)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jūn)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qì)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二、苏辙平和性格的事件

嘉佑7年（1062），苏辙24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但父亲苏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于是他就“奏乞养亲”。“诏従之”。于是他就安心在京照料父亲苏洵的生活起居。直到治平3年（1066），苏洵五十八岁时卒于京师。然后“蜀居父丧”，1068年丧期满3年后，才回京都。虽然史书中没有更多的资料记载苏辙照料父亲日常起居的细节，但我们不难想见，苏辙尽孝的种种琐事，日常的修为。1065年，苏洵去世前一年，苏洵等编成《太常因革礼》100卷，第二年3月就不幸去世，期间的工作辛苦可想而知。五十六七岁高龄（宋代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几岁）的苏洵，如果没有苏辙在生活上的细心照料，恐怕无法顺利完成巨著。
“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夜雨对床”，是苏辙兄弟俩的佳话，千百年来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谈。对待兄长的“悌”之气，在苏辙身上有着完美地体现。
苏家兄弟情谊之深厚让人罕见。他们是兄弟、是师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安慰的知己。翻看一下两人的诗集，很大一部分是两人的互答诗，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晚年被贬谪时更甚。苏辙也是一一寄诗答赠。《宋史·苏辙传》说: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患难之中, 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任凤翔府判官，弟辙送至郑州。这是兄弟间第一次分手。苏轼登高眺望子由的乌帽随山坡的起伏而忽隐忽现的影象，顿生出悲悯和忧伤。苏轼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苏辙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在熙宁九月（1076年）的中秋夜由于怀念子由而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望。乌台诗案时，苏辙欲学汉代提萦救父典故，愿免一身官职为兄赎罪,最后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务。苏轼出狱后，苏辙前去接狱，特捂其口，以示三缄其口。元佑年间苏辙升尚书右丞，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连上四札，也乞外任。在《东坡墓志铭》上苏辙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子由，“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另外据宋人笔记记载“东坡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钱，悉以助焉。嘱以轻用，时公方降三官，谪籍夺俸。东坡殁后，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苏轼贬之英州，过汝州视辙，往观吴道子画壁。苏辙分俸七千与苏轼长子苏迈，使移家宜兴就食。
兄弟俩感天动地的情谊，在苏轼的《感旧诗（并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诗前小序中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记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诗云：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一住三十年，此怀未始忘。扣门呼阿同，安寝已太康。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苏辙是如何在一生中保持并修行这种“悌”友之气的。也正是这种“悌”之气之真，之正，之纯，之久，所以才流传千古。
三、浩然之用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人称横渠先生曾留下著名的“四心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这四个方面，能做到其中之一就不愧为一位伟人，一位英雄，苏辙以他的浩然之气做到了全部。正是凭着这种浩然之气，苏辙感动了朝廷，再加上机遇。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就由一小小县令青云直上跃居副相,他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元佑四年（1089年）他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首》。在朝期间，为北宋王朝出谋划策，做出了斐然的成绩。然而，由于改朝换代人事更迭，绍圣2年，苏辙又被贬官筠州，然而淡出官场的他却致力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工作。复理旧学，精心钻研，作《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等书。
《宋史·苏辙传》中说，“辙少读太史公书，患其疏略，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所记尧舜三代之事，多不合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其说，一切信之。甚者至采世俗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于是因迁之旧，上观《诗》、《书》、《春秋》，旁取《战国策》及秦汉杂录，起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凡六十卷。晚在海康刊定《旧解老子》，寄子瞻。子瞻题其后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异特。”及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灭元祐学术。辙敕诸子录所为《诗》、《春秋传》、《古史》，子瞻《易》、《书传》、《论语说》，以待后之君子。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苏辙，这个终日默坐无言的人，给后人留下多么宝贵的遗产。这些著作中，也无不体现出苏辙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流淌于书籍间，充塞于历史的时空。
重新研究认识苏辙，观其文想见其为人，特别是他的“善养吾浩然之气”，上承孟子，下启万代。对于当今多元而又复杂的社会，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苏轼和苏辙的故事

苏洵和苏辙的《六国论》都有精到之处。

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各有《六国论》传世;两篇文章珠联璧合，各放异彩，可称得上是古代议论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对照起来看两者的立论角度、论证方式、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品评其成败得失，或许对今人会有所裨益。

两篇文章都以六国破灭作为议题，借史论政。写借史论政的文章，应该根据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以便把历史问题的评析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苏洵的《六国论》从“赂秦而力亏”的角度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最后引出“为国者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则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这两篇文章所选择的不同角度何者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呢？联系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四、苏辙孝悌的品质的事情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

　　《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

　　《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

　　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稍逊。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

　　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

　　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