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司马迁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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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关司马迁的文章

一篇关于司马迁的文章

有关对司马迁的评价或文章

司马迁写过篇文章

一、求有关司马迁的文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李长之
伟大的时代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①〔缙绅〕本指官宦的装束，这里是官宦的代称。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鲁无谋的勇夫。

同样难得的是，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而在于他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里程碑——《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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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称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本文的作者又把《史记》比作“中国的史诗”，认定司马迁是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史记》中呈现的抒情诗般舒缓、壮阔的情调，在于《史记》中充塞的司马迁诗人般的真挚与激情。司马迁仇恨凶残、暴虐，谴责虚伪、狡诈，赞颂聪明、才干，称美耿直、善良，同情不幸者、失败者，他以如椽的壮笔全面、客观地记载了发生在他之前的漫长历史流程。

二、一篇关于司马迁的文章

司马迁是最伟大的史学家，同时还写过许多优美的散文，如《报任少卿书》等。

三、有关对司马迁的评价或文章

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

1、广义上的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与韵文、骈文相对，不追求押韵和句式的工整。

2、狭义上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散文的概念由广义向狭义转变。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

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扩展资料：

散文分为三种类型

1、叙事散文

以叙事为主，叙事情节不求完整，但很集中，叙事中的情渗透在字里行间。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

2、抒情散文

以描绘景物、抒发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激情和意愿的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类散文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

3、哲理散文

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它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闪思维领域万千景观。 高明的作者，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涵丰厚、耐人寻味的美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散文

四、司马迁写过篇文章

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的文学家，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章"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1)，"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2)虽然司马迁的抒情议理散文只此一篇，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司马迁情感丰富的特点。司马迁写史，以雅洁称世，班氏父子因此称其为有"良史"之才，但我们读司马迁的史传散文，感觉其文并未因雅洁而丧失了情感的力量，"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3)他的爱憎情感，往往在叙述的语言中见出。于他所敬爱的人，他常以无限深情的敬语叙其娓娓事迹，如对战国四君子，司马迁独爱信陵君，故其他三君子之传记分别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而信陵君传独称《魏公子列传》，只此一称呼，就已见司马迁对信陵君的爱赏亲昵之情。文中叙写信陵君屈交贫贱、仗义救赵、低节赵客，处处彰显魏公子的高尚情操和慧眼识才，彰显他的虚心待客、真心爱才，字里行间，都是对信陵君的爱重之意。正如李晚芳所说："篇中摹其下交贫贱，一种虚中折节，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笔，曲曲传之，不特传其事，而并传其神。迄今读之，犹觉数贤人倾心相得之神，尽心尽策之致，活现纸上，真化工之笔也。"(4)司马迁不仅在篇题中区别了他对四公子的不同态度，行文中更是如此，一篇之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5)司马迁的情感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融入字里行间。
再如《李将军列传》。对于汉之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异常欣赏。在他看来，李广身上有无数值得叹赏之处：骁勇善战，勇武无双；轻财爱士，怜惜士卒；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带兵有素，指挥有方；威名远震，声播四方......但就是这样一个令匈奴人闻之丧胆的英雄将领，却终生不得封侯，最终因不愿复对刀笔吏而自杀身亡。李广的声名与结局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才气无双"的他与"为人中下"的李蔡的结局的对比，更令人气结难言。司马迁同情李广的遭遇，又不能解释或不敢解释其中真实的原因，于是只好以"数奇"概括李广的一生，其所传达的，是对李广命运的不平之慨，牛运震言：
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后叙广击吴、楚，还，赏不行，此一数奇也；马邑诱单于，汉军皆无功，此又一数奇也；为虏生得当斩，赎为庶人，又一数奇也；出定襄而广军无功，又一数奇也；出右北平而广军功自如，无赏，又一数奇也；出东道而失道，后大将军，遂引刀自刭，乃以数奇终焉。至"初，广之从弟李蔡"云云，以客形为主；及广与望气语，实叙不得封侯之故，皆着意抒发数奇本末。"上以为李广老，数奇"云云，则明点数奇眼目......总为数奇不遇，余文低徊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6)
《李将军列传》一文，委委曲曲，表面记李广之数奇，而真正探讨的是造成李广数奇的原因，表达了作者对造成李广数奇命运的汉代帝王们的极大不满，同时，字里行间，似乎也倾吐着司马迁对汉代帝王苛薄寡恩的满腔愤怒，传达着司马迁遇祸不获赦的满腹辛酸。
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就是这样，语语传情，字字达意，喜欢也罢，尊重也罢，厌恶也罢，憎恨也罢，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因而，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趋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而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富有情感的史笔不仅没有成为司马迁史传散文的弊端，而且成为他散文永恒的魅力之所在。
三、评论语言的情感指向
如果说，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具有情感力量，是因为作者在叙述中就触及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感神经，而不由自主地在叙述语言中注入了情感，那么，他的评论语言则是他站在传记之外的理性情感，是他个人的认识和观点，正如李长之所说："假如对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印象发生兴趣，就看他的赞。"(7)
赞，是指他史传文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的传记文，一般在文后都附有司马迁的一小段评论语言，比叙述语言更明晰地传达了他的情感意愿。他在《报任安书》中曾明言作史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太史公曰"，便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尤其其情感趋向，强调了"一家之言"。
(一)重申原文的情感趋向，加深读者的阅读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因不敢断定书的读者能否理解自己的苦心而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聊斋志异》的作者亦有"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疑想，说明著述的真正目的很难让人理解。司马迁也许并不知道后世小说家的这种想法，但他作为一个要发表自己独到见解的史学家，就要强调个人的认识，因此，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原传中，因为叙述内容需要尽可能客观平正，感情的抒发有时就难免受到束缚和限制，当作者感到尚不尽情时，便在赞中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情感趋向。如《魏公子列传》虽在叙述语言中表达了对信陵君的爱戴之意，但作者似乎感到不直接表达不足以传己之意，于是在结语的"太史公曰"中专拈出"夷门"事赞信陵君低节结士的真诚：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论赞的语言，极为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信陵君的无限敬仰之情。又如《伍子胥列传》，对于伍子胥的不从父命和复仇于楚，读者极易向"不孝""不忠"等方向理解，但司马迁写此传，更重要的是宣传伍子胥的明去就之分和他的忍个人名声之辱、复父兄杀身之仇，赞语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司马迁盛赞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隐忍以就功名的壮烈行为，誉为"烈丈夫"，既是对伍子胥人生选择的褒扬，同时也是对自己在李陵之祸中人生选择的肯定。
(二)强调自我的情感倾向。司马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史学家，他的"一家之言"的与众不同，用班固的话说就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8)，当世所赞赏的，他未必赞赏，当世所反对的，他未必反对。原传中，因为限于记事的客观性，他的与众不同的观念可能得不到很好地传达，于是赞便成为他充分发挥个人认识的理想之所。如孟尝君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其收罗门客不亚于信陵君，其待客有"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之豪举，亦有养客之雅量，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却很低：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将薛地多暴桀之恶俗归咎于孟尝君养客，将孟尝君养客视为"自喜"，很显然是对孟尝君养客行为的否定。又如《刺客列传》，行文尽可能不用评论语言，但在赞语中极赏刺客之义：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义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对刺客的重义极尽叹赏。
《史记》的议论文字情感色彩较浓，世所公认。曾毅曰："《史记》之文字一一生动而疏宕有奇气。盖迁多爱之人也，故其文热血横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议论悲愤郁遏。"(9)通过他情感外溢的议论文字，我们似乎能更多地了解司马迁作史之原因。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文章，无论叙述还是议论，多充满激情，正因如此，他的散文才无愧于"无韵之《离骚》"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