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任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颁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陈廷一《“布衣总统”孙中山》
总统不是皇帝，而是公仆。这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座右铭。
总统府是一个简单普通的房间；总统服是经过他自己改造的“中山装”；餐桌上摆的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美味佳肴……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布衣总统”。
孙中山坐都南京后，人们还以“布衣总统”相称，说起这称谓的来历，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此名是耿伯钊传出，也是人民公认的。
耿伯钊1881-1957），名觐文，湖北安陆人，中国同盟会会员。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以后长期追随孙中山，对中山先生的生活和习惯了如指掌。当记者采访他时，他以“布衣总统”称谓孙中山，讲了如下故事。记者觉得很新鲜，名如其人，便在报上发表，一传十，十传百，便这样称谓起来，表示了人们对领袖的
尊重和崇拜。
这个故事起自孙中山一张独具风格的名片。
话说清末名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孙中山对他极为推崇。
一次，孙中山出洋回国，途经武昌，特到总督衙门求见。孙中山掏出自己那张只印有姓名、籍贯的名片来，在背面写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字样，交门官递上去。张之洞一见好生不悦，心想一介儒生，竟然与一品大员称兄道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仅拒而不见，还在名片背面写了几句话退回。
孙中山一看，背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明白，这是张之洞嫌他不恭在拿架子，不肯买账。血气方刚的孙中山来了个照“礼”回敬，在名片背面写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做王侯”，再请门官送进去。张之洞一见，大为吃惊，立即吩咐迎见孙中山，并以大礼相待。由此可见，孙中山要做“布衣总统”早有初衷。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生活还是像过去一样简朴。临时总统府设在前清的南京总督衙门内。中山先生住着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里有四把椅子，两个茶几，一张书桌，一张床和一把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大地图和世界大地图。书桌上除了文具和要处理的公文以外，还摆着一些书籍。他的房屋外面是客厅，兼做饭厅。此房本来黄兴要给他调换，他却说：“困难当然很多，但革命政府无须华丽宫殿。如无合适的旧房，搭设棚屋也无不可。--总统不是皇帝，而是公仆！”
中山先生穿衣服也很朴素，他以前是穿西装，做临时大总统以后，他便把当时流行的学生装安上翻领，改成四个口袋的一种新式服装来穿。他就职临时大总统就是穿的这种衣服。有一回秘书问他：“您哪里弄来这套衣服？”
他含笑回答说：“这个样式是我创造的，又大方，又好看，又便宜，以后要提倡穿这种衣服，我们中国人穿长袍马褂已不合时代了，穿西装又穿不起，穿这衣服最好。”
以后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中山服”就是这样来的。
孙中山的日常生活十分有条理，有规律。他起得比一般人早，用冷水洗脸。每天早晨总要把一天内将做的重要事情简单地记下来。他非常重视仪表的整洁，每天早晨都要刮胡子，刷衣服，出门的时候，还要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好。他这样注意外表的整洁与内心的有条理是一致的，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他有过烦躁不安的表情。
孙中山生活十分简朴。在总统府内，一般人每餐菜金都在三元左右，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已算是低水平，而孙中山总是把自己的菜金控制在四角左右。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饮食也很简单，常常是四菜一汤。有一次，厨师在桌上摆上了一套锡制的餐具，中山先生说：“太讲究了，以后不要再拿来。”他每天吃饭都是用的平常碗筷。
一次，唐绍仪来访，一直谈到很晚，孙中山为留客，特意吩咐人到“趣乐居”买来一只卤水肥鸡待客。
唐绍仪饿了，见到卤水鸡，很快将它吃得一干二净，还以为会有其他菜肴，就耐心地等待着下道菜来。
孙中山见状，对唐绍仪说：“慢待，慢待，没有什么好的菜了。”他想了想，只好把厨房里仅有的成鱼拿上来。
唐绍仪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顿就能吃完，我家虽说只有几个人，可每餐菜金就得10元啊！”仅此一点，就使唐绍仪对孙中山肃然起敬。
还有一天，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到总统府求见，到了用餐时间，孙中山无美味佳肴待客，照例摆上几碟普通小菜。搞得奢侈成性的伍廷芳无法下筷。拘于礼仪，又不好退席，只好勉强下咽。孙中山对伍廷芳无可奈何地说：“今天是我的吃斋之日，不能吃荤，只可陪食。”而他自己却吃得津津有味，随吃随谈。
孙中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勉励同志。有时喜欢走出总统府去访问群众、视察市政。总统府内有外国朋友送给总统的马13匹，编为13号；还有友人送的1辆黑色汽车；侍从队有24辆自行车，备总统外出时卫士使用。
遇事首先想着人民。为避免惊扰群众，孙中山总是悄悄出巡，不声不响。
有一次，他穿着普通制服骑马出城，视察清时遗留的炮台。登上雨花台时发现那里已挂满旗帜。急问随从，原来他们出城时还是被人发现了，市民为此悬灯结彩，欢迎视察归来的大总统。
孙中山感叹道：“我个人的行踪不必去惊扰众人，我们还是改道走吧！”街市熙熙攘攘，不时有人力车夫拉着一车车剪下的辫子走过。
街上五花八门的广告。许多商品换上了“共和”、“庆胜”、“北伐”等新商标。
在一家面摊前，人们踊跃争先剪辫。’
旁边告示牌大字醒目：“剪辫者免费供肉面一碗，以示奖励。”
地上辫子堆积像小山一样。
剪下辫子的人们喧闹着，端出一碗碗热腾腾的肉面来。
从一旁列队开赴前线的北伐军唱着新军歌：
同胞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
警钟一鸣森森森，睡狮齐猛醒，
革命军，起义武昌，六合同响应。
推翻满清，奔奔奔，妖氛全扫净……
男人剪了辫子，女人裹脚的也大大减少，吸鸦片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体面的事。
“民主”、“平等”、“权利”等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而且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素质。……孙中山正感慨着，又被群众发现了，大家一齐拥上前来，顿时，里三层，外三层，一齐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被围在水泄不通的圈圈里，行动不得。
城外警察分局长率人赶来维持秩序，巡官拔出指挥刀挥舞，想驱散人群。孙中山见此立即派护卫去制止，他着急地说：“对待老百姓不能这样！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齐呼：“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知道不能从正门进城，便决定走旁门，护卫开路，围观的人让出一条道来，他们才绕道回到总统府。南门城楼上的守城官员，只见大总统出了城去没见归来，急忙分头寻问，当问到总统府号房（传达室）时，才知道总统早已回府了。
又有一次，孙先生穿着便衣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门口卫兵不认识孙中山先生，不让他进去。卫兵说：“你知道吗？孙大总统今天要来。”孙先生说：“孙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我进去看看他有什么不可以呢？”
卫兵还是不让进。后来中山先生从身边摸出名片，那士兵看了慌忙陪罪。他说：“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老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
可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只有三个月时间，又被迫辞职了。
就是在这短短的九十天里，孙中山凭着一颗赤子之心，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又是如许呕心沥血，身体力行。
在短短的任职期内，他颁布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政令：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保障人权，禁止买卖人口，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严禁鸦片，改革称呼，废止跪拜，禁止赌博，提倡廉洁奉公、民主作风、任人唯贤。
民国伊始，孙中山先生首先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他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等，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
民主性。
在短短的任职期内，他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的政令。
在短短的任职期内，他提出了一整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提出了国会组织法大纲、选举法大纲，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巩固国基，预防后患。
孙中山胸襟宽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他告诫同盟会会员不得和光复会闹矛盾，特意函聘章太炎为临时政府枢密顾问，甚至对保皇党人也不准“挟私复怨”，“擅行仇杀”。但当他得知广东各界打算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的时候，却复电广东各界，申明“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坚决不同意孙眉就任广东都督。终使孙眉气得大骂：“如果阿文是大总统，我是大大总统。”孙中山也一笑置之，不肯因为是至爱至敬的长兄而让步。
在短短的任职期内，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受帝国主义列强和袁世凯逼迫，内则财政困难十分严重。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孙中山坐卧不安，想方设法，他曾经委托宫崎滔天，通过三井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藤懒向三井总公司借款二百万元。同情中国革命的藤懒见三井总公司迟迟不肯答应，便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筹款30万元，带往南京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谢却了藤懒的好意，不肯接受这笔借款。
野长知记述了这件充满着崇高精神的事情：“但孙先生却回答说：‘谢谢你的盛意，不过现在我不想借了……’这样推来推去，推了很久，结果孙先生拒绝了它。无奈，藤獭回到上海，遂向宫崎滔天诉冤说：‘如你所知，钱是不那么容易设法的。如今我好不容易弄到了这笔钱，孙先生
却不接受，忽视了人家的好意，真是非礼。’宫崎滔天解释说：‘你的好意我们是知道的，真谢谢你。不过孙先生不接受有其原因。说实在话，这几天来，为着是否应该继续执政这件事，孙先生一直在苦闷，现在他可能已经决定不执政了，所以才没有接受你的好意。’
“藤懒听了宫崎滔天这番话，以为孙先生之所以决心放弃政权，乃是因为他未能及时为孙先生设法银根所致，于是又带着这笔钱到南京去见孙先生，并且说：‘我不知情，实在很抱歉。这些钱是我的诚意，所以无论如何请你把它收下来。’
对此，孙先生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不过这些钱我不能借了。因为我仍然是政府首长的话，我还可以说什么时候能够还你，但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把握。因此请你把这些钱带回去。’藤濑见孙先生坚持不收，便苦口婆心地说：‘这样办好不好？你说你已经决定放弃政权，但这还是属于秘密的事，你还没有公开宣布，现在你仍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你如果觉得不方便，请把借款的日期写成你决心放弃政权的前一天。这样，就是你辞了职，对我们是不会影响的，反正继起的政府会承认这笔债。何况你离开了政府之后，还得照顾你的党，马上需要钱……’但孙先
生却毅然地回答他：‘谢谢你的好意。不错，辞了职以后还是需要钱。但我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这个第一任大总统，就是再穷也不能借逃跑的路费。这是我的耻辱。而且更将启开很不好的先例。因此我只能接受你的诚意，但钱请你带回去。……”’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辞职书中表示：“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中国第一位总统，确实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伟大战士。正是这样，使得列宁由衷地赞扬这位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1）建元改历。（详见第一节）
（3）限期剪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54］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致各地的电文中，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55］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此后，剪辫的地区或有早晚，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留辫的顽固派，但大势所趋，剪辫的潮流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3）劝禁缠足。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56］内务部根据孙令，在通饬各省文中，曾提出下列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57］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桔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象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从上述令文和办法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4）禁止刑讯。刑讯是一种封建性的野蛮方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声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58］接着，他又在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乃有图宣告之轻便，执行之迅速，逾越法律，擅用职权，漫施笞杖之刑，致多枉纵之狱者，甚为有司不取也。夫体罚制度，为万国所屏弃，中外所讥评，前清末叶，虽悬为禁令，而督率无方，奉行不力。顷闻上海南市裁判所审讯案件，犹用戒责，且施之妇女。以沪上开通最早，四方观听所系之地，而员司犹踵故习，则其他各省官吏，保无有乘民国初成，法令未具之际，复萌故态者。”他着重申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59］
（5）保障人权。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平等学说的核心。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通令改变所谓“贱民”的身份，他说：“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60］
（6）禁止买卖人口。从保障人权出发，孙中山还专门发布过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令中说：“前清入主，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媵，子姓沦为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久矣。”他要求：“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61］
（7）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孙中山长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之疾苦，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禁绝买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令中说：“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今民国既成，亟应拯救，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亦实繁有徒，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62］
（8）严禁鸦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偏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63］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64］
鸦片贸易，英国为罪魁祸首，南京条约更把这种罪恶行径合法化。因此，孙中山在严禁鸦片时，非常注意和英国的关系，即使他在临时大总统解职后，仍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说：“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筑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予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要紧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绝售卖，势难停种，故必须将买卖鸦片悬为禁令，则禁种始能收效。兹因与贵国订有条约，碍难照行，予今敢请贵国于吾新国定基之初，更施无上之仁惠，停此不仁之贸易。予切愿以人道与真正之名义，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并许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65］
（9）改变称呼。这虽是个形式问题，但一定的形式也反映着一定的内容（不同性质的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66］
以官职相称，比较起“大人老爷”来，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10）废止跪拜。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67］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11）禁止赌博。临时政府内务部曾分咨各部及各省都督，要求“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其办法是：“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任各该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68］
（12）廉洁奉公。孙中山为革命到处奔走，生活极为俭朴。他的旅费多半是别人资助的，自己身上经常一文不名。就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身穿的大衣也是一件极粗陋的呢子制成的。［69］由于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三十元。［70］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自己在洗衣服。［71］由此可见临时政府职员生活之一斑。
（13）任人唯贤。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在用人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从他对待自己的胞兄孙眉的态度，便很可以说明。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眉从澳门组织卫队随行。他还“携大宗军饷到宁”。［72］时粤人拟举眉为粤督，中山坚不同意，他对孙眉说：“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以娱暮景”。［73］1912年2月21日，他还专门致电孙眉，劝其勿任粤督，电中说：“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74］
当时到南京或来电来函向孙中山谋取职位的很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主张采取考试制度。他要求法制局迅速编纂文官试验章程，说：“查国家建官分职，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古今中外，罔越斯旨。第考选之法，各有不同，尚公去私，庶无情弊。今当民国建立伊始，计非参酌中外，询事考言，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而裨治理。”［75］当内务部将试验章程草案拟出后，他又令法制局详加审查，令中说：“现在南北统一，兵事已息，整伤吏治，惟有举行官职试验，以合格人员分发各省，以资任用之一法。兹据内务部呈送官职试验章程草案前来，其所定试验资格及其他项规定，有无尚须改订增加之处，合行令仰该局悉心审查，尅日呈复，候咨交参议院议决。事关要政，切勿稽延。”［76］当法制局将草案审查后，他又立即咨文参议院，要求“提前议决”。咨文中说：“前经令行法制局，拟订文官考试章程。今据该局将所拟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及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各草案缮具前来，合行提出贵院议决。又昨据内务部函称，‘各处待用之士，荟萃金陵，而各省办事人才，反觉缺乏，则文官考试实难再缓’等语。按之现在情形，诚如该部所云。今拟请贵院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草案，提前议决，以便颁布施行。”［77］
以上述考试办法选拔官吏，虽然不见得十全十美，但它比较封建专制政府的“任人唯亲”，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遗憾的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来得及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