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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祯皇帝在自杀之前 为什么心里会咯噔一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崇祯帝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和王承恩都上吊了，其他人只看到他们的尸体跟崇祯的遗书，至于崇祯死前的心理活动，那是没人知道的，可以自行想象
二、中国当代思想家有哪些？
萌芽时期成长时期
形成时期
提高时期
望采纳O(∩_∩)O谢谢
温病学在祖国医学中是一门年青的学科。然而做为一门学科来讲，则有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了解其发展概况，可加深对本学科的认识。温病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内经》，到秦汉晋唐时期，温病皆隶属于伤寒范围。经过两宋金元时期的变革发展，温病始脱离伤寒藩篱；时至明清，才逐步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从而形成一门新兴的临床学科。综观中医的发展史，温病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三个时期：
萌芽时期
（战国—晋唐时期）
据医史考证，温病学起源较早。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低下，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广泛蔓延，温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医学的温病学说便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出来。从现存医著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可以作为温病学说的萌芽时期。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堪称温病学专著的医籍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怎样进行防治的认识已经开始萌芽，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在有关医书中，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秦汉时代对温病学理论的初步认识（主要见于《内经》、《难经》、《伤寒论》）
（1）对温病概念的认识：当时认为，温病隶属于伤寒，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
《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内经》时未明确提出温病病名，称之为热病）
《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分广狭二类，广者即包括上述五类，狭者即上述五种之一的伤寒。
《伤寒论》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2）对温病病因的认识：
《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原始病因是寒邪
伏寒化温
寒邪化热而成温病
（3）对温病证候的认识：热象偏重，突出了温病的温热特性。
《素问·评热病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
《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扼要叙述了温病的症状，对后世论述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热象偏重：虽对温病的证候描述不完全，不准确，但对证候的基本特点已有所了解）
（4）对温病的治疗认识：
《内经》“热者寒之”，“温者清之”，虽不是针对温病而言，但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论》虽未明确指出温病的治疗原则，但论中所述的清热、攻下、养阴等，对温病的治疗有实际意义和启发作用。如白虎汤，可直接用于温病气分胃热证，攻下的调胃承气汤变化为五承气汤（牛黄、导赤、增液、宣白、桃仁等）此外，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葛根芩连汤等，对于温病治疗学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为临床所用。另外，秦汉时代对温病的预防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叙述。
2、晋唐时代对温病病因的探索和防治方剂的创制
秦汉后到了晋唐时代，在整个中医学界，医学的发展是对方药的整理，此时方书较多，在医理上无重大突破，温病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1）病因的认识：
葛洪《肘后备急方》：“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认识到温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不同于其它病因，这种特殊的物质疠气，致病传染性强。至于鬼毒，葛洪出生于道家，故认为有鬼毒作用。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识到：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不同于一般病因的致病因素也是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以上这二种认识，对后世吴又可“疠气学说”有很大指导意义。
（2） 方剂的创制从治疗学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
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温病的方剂。例如：
黑膏方——治温毒发斑 萎蕤汤——治风温（滋阴解毒）
大青汤——治温病热盛阴伤太乙流金散——烧烟熏辟温气（空气消毒）
黑膏方：生地黄、豆豉、猪膏（猪肤）
萎蕤汤：白薇、麻黄、独活、杏仁、川芎、甘草、 木香、石膏
大青汤：大青叶、阿胶（滋阴清热）
太乙流金散：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
（以上几个方子，突出了清热解毒，为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通过对《内经》、《伤寒论》、《肘后方》、《千金方》等对温病的论述可知，此时虽对温病的因证脉治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理论简单、朴素、零散缺乏系统，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仍属伤寒范畴。
总结概括此时期：
A、对温病的病名、病因、证候防治有了初步认识
B、概念上温病隶属于伤寒
C、对温病的认识理论简朴缺乏系统
但我们从温病学说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阶段是个良好的开端。温病学说思想一经产生,就为后世继续发展这门学科开辟了正确道路。
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时代。唐代以后，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城市兴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海外交通频繁，因此疾病传播类型增多。宋代民族斗争激烈，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外感热病随之增多，流行传染更加残酷，使得医家们有更多实践机会。医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新的治疗经验，认识到《伤寒论》的辨证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温病，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同时因为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所以有条件提出发展和改革的主张，使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
成长时期
（两宋金元）
1、治疗学上的新突破
① 宋代朱肱擅长灵活运用经方：
朱肱首先提出运用经方不能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因人因病}灵活加减随证变化。
② 金元刘河间强调热病治宜寒凉：
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活跃。刘河间首先打破《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提出治疗热病：
A、创新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
B、立新法——寒凉清热为主，法当表里两解；
C、制新方――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双解剂。
突破了发表不离麻桂的常规，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较朱肱前进了一大步，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学打下了基础，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大转折。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何间”之说。
③罗天益对温病证治作了规律性提示：
《卫生宝鉴》即按热在上焦、中焦、下焦以及在“气分”、“血分”不同部位而分证、制方用药，但未把症状系统归纳，以后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皆受之影响。
3、理论上的新进展
（1）宋代郭雍对病因学说的阐发：
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后世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实即导源于此。
（2）元代王安道对寒温之异的辨析：
元末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对温病的病名、病理，治则有独特的见解，对寒温的辨析很重要。
A、病名：温病不得混称伤寒
B、病理：温病与伤寒发病机理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怫郁于表
C、治疗：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
他的看法，划清了寒温界限，为温病学说脱离伤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故吴鞠通称他“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从以上所述，宋代的朱肱、郭壅及金元时期的刘河间、罗天益、王安道等医家的论述可知，此时对温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理论和治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为后世温病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是成长阶段。
总结此期：
1、理论上的进展： 提出温病病因的不同看法及从病名、病机和治疗上区分伤寒和温病。
2、治疗学的突破：主张灵活运用经方、强调热病的治疗以寒凉为主 ，提出外感病因按邪在三焦气血制方用药。
两宋金元后，到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温病学家辈出，温病学专著丛现，对有关温病学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
形成时期
（明清）
这一阶段，以吴又可《温疫论》和清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温病学家及温病学专著为标志，有关温病的理法方药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专门独立学科———温病学。
1、明代温病学的主要成就
（1）明代汪石山首创“新感温病”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以《内经》、《伤寒论》为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在成长阶段已谈到宋·郭雍已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寒伏而后发，亦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但他未直接提出“新感温病”之说。为清代温病学家认识到春夏秋冬皆有感而即发的温病，有较大推动和启发作用。
（2）明末吴又可编著《温疫论》，创立温疫辨证施治理论
吴又可身处崇祯末年，正适温疫流行。他根据实践体会，编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他在书中创造性提出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一些独特见解。其学术成就表现在：
Ⅰ、论述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大胆提出“守古法，不合今病”的独特见解。
Ⅱ、首创“疠气”学说，脱却“六淫”致病因素圈子，丰富和发展了温病病因学说。他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温疫是感触疠气而引起，邪从口鼻而入，伏匿膜厚，迨其溃发则有九种传变。温疫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Ⅲ、在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并创疏利透达之法。如：
a、发病初起，即用达原饮疏利透达膜原
（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
b、中期邪已陷胃，用三承气汤专主下夺，以邪尽方止
（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
（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
（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
c、 后期重在滋养津液，清解余邪。如用柴胡清燥汤、蒌贝养荣汤、清燥养荣汤等扶正祛邪。
（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
（蒌贝养荣汤：知母、花粉、贝母、瓜蒌实、桔红、白芍、当归、紫苏子）
这些认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依据，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重大创见，且至现在仍不失其先进的科学思想。清代戴天章《广温疫论》、刘松峰的《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疹一得》、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均皆论述温疫，都是受到吴氏思想的影响。
（3）明末清初喻嘉言提出瘟疫防治新见解，创立秋燥致病新理论：并倡温疫分三焦论治：
Ⅰ、喻嘉言对温疫的防治有新的认识
喻氏认为“未病前饮芳香正气汤，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即入，则以逐移为第一义：
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
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
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
这对后世运用芳香化浊法和吴鞠通三焦辨证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Ⅱ、撰写《燥气论》，提出秋伤于燥之说（创秋令燥热为病之论）
喻氏认为，《内经》中只有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述，而没有论及燥气，不够全面。于是撰写《燥气论》，补充了秋伤于燥之说，并自订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病的主方，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清代四大温病学家的杰出成就：
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已盛行大江南北，温病学在理论证治上形成完整体系。使温病学趋于成熟的，是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确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为主要标志。其中叶天士是温病学发展史上建立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有“温热大师”之称。他们的贡献是：
（1） 叶天士建立了温病因证脉治的独立体系：
叶天士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温病学的独立体系。可以说没有叶天士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温病学。其代表著《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
叶天士，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清代吴县人，原籍安徽歙县，先世迁吴。叶氏生于世医家庭，少年时，日至学塾读书，晚归则由父授以医学，受家庭熏陶颇深，十四岁时，其父去世，叶氏随其父门人朱某习医，十分好学，凡闻某医善治某证，拜师，学后更以他师，从12—18岁，拜十七师，从而吸收各家之长，加上生性聪颖，又能刻苦钻研，故得以融会贯通，学业猛进而自成一家。
叶氏生平诊务繁忙，无暇著述，现在流传的几种叶氏著作系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另有伪托叶氏之名者，如《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等为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较能真实反映叶天士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温热论》是叶氏学生顾景文据其口授整理而成，是温病学理论奠基之作。叶氏建立温病学独立体系具体表现在：
A、阐明了温病的主要类型及其发生发展机理：
如《三时伏气外感篇》按季节划分类型，分新感、伏气
三时：春乃春温风温、夏即暑病、秋则燥病，综合有新感有伏气。
现在我们教材上的四时温病基本上是按叶天士的思想来划分的。
B、创立了“卫气营血”温病辨证理论：
为温病学确立了理论基础，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之后，在热性病辨证施治体系方面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卫气营血不是叶天士的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实际，符合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
C、发展温病的诊断方法：
伤寒、金匮重视脉象，叶天士创辨舌验齿。对辨舌验齿、辨斑疹白陪有独到心得，对舌象论述详细简明。陈泽霖说：真正舌象有研究价值的是叶天士的辨舌。例如：烧伤病人开始表现为黄苔，热毒炽盛，当舌质绛时，热入营血，将要出现败血症。
D、确立了温病的治疗大法：
“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也是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较大，为后代医家所推崇。
（2） 吴鞠通充实发展叶氏学说，丰富温病的证治内容：
吴鞠通为清代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学。19岁时，其父患病而死，认为不能医治父病，简直无颜立于天地之间，故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23岁时其侄儿患温病，“请诸医其于温病治法，未之闻也。”至最后身发黄而死。，当时吴氏因初学医，故“未敢妄赞一词”，但此事激发了吴鞠通钻研温病的决心。26岁时，到北京检校《四库全书》，从而得以阅读大量先贤医著。在广泛钻研医学书籍的同时，尤对叶氏《临证指南医案》深入细致，分析研讨，又结合具体病例认真揣摩，附以自己的见解和经验，编著了《温病条辨》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四时温病的专书（共列238法，198首方），此书不仅收取了前贤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犹其使叶氏温病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便于学习推广运用，而且在温病的理论、治法、处方、用药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和提高。吴氏在温病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温病条辨》中，具体表现于：
A、创立了三焦辨证，完善了温病的辨证体系
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对于明确温病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辨证治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卫气营血尚不能确切的反映出与病变脏腑的关系，因而仅有卫气营血辨证还不能满足温病临床的实际需要。吴鞠通则以三焦来归纳温病错综复杂的辨证表现。凡心肺之病属上焦、脾胃之病属中焦，肝肾之病属下焦。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互为经纬，共同构成了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
B、阐明温病的病机传变，提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
吴氏提出温病“始上焦，终下焦”“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总结了多种温病的病理发展规律。
C、创制了治疗大法，丰富了温病治疗学内容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非轻不举形容药性轻清、非平不安形容药性平和、非重不沉形容药性重坠。
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表，所以治上焦的病，宜用如羽毛那样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过病所；中正平和如秤杆之平衡，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故中焦有病用药须不偏不倚，即不能用上焦轻清升浮，又不宜用下焦滋腻潜降；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里，用药须重浊，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
（3） 薛生白编撰专著，系统论述湿热病的因证脉治
《湿热病篇》专论湿热病证的辨证施治。薛氏为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同
时同地。相传与叶天士互为矛盾，有扫叶山庄，扫叶老人之称。薛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能画善诗，与诗词理论家袁枚是莫逆之交，所著诗文甚富，《随园诗话》。性格高雅，淡于功名，朝廷两征鸿博而不就，潜心于歧黄医学之术，以医为毕生之业。他的代表作《湿热病篇》对湿热病证的论述，详尽而精辟，药证俱备，无论处常处变，皆有证可辨，有法可循，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湿温证治的最早文献。对掌握湿热病的辨证施治，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各论中湿热病主要取材于《湿热病篇》。
（4） 王孟英汇集渚家之说，集温病学之大成
浙江海盐人，早期行医在杭州，以后旅居上海行医多年，晚年移居家乡海盐。世代行医，十四岁丧父，立志继承先人遗业，谋生之余发奋攻读医书。博览群书，予以融会贯通，如此十年后，学业大成，验之于临床，每起沉疴，医名于是大振。生平著作甚多，大多已毁，流存者尚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王氏医案》、《归砚录》等。
王氏之前，温病学家及其著作大量涌现，尤其是吴鞠通《温病条辨》问世，温病学说体系已建立。但其学术内容多取材于叶天士，甚少吸取其它温病学家之论述。因而在内容方面，尚不够完整，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温病学说的全貌。王氏有鉴于此，编著了《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渚家之辨为纬”。该书五卷：卷一《内经》；卷二《伤寒论》；卷三卷四收集清代有关温病学名著《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外感温病篇》、《疫病篇》；卷五方论（方剂和药物）。在汇集基础上，广采名家注释，列证文献三十余种，阐其本人见解。此书起到了全面整理温病学说的作用。是温病学集大成之编，对温病学成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因而能与叶、薛、吴齐名、被称之为温热四大家之一。
他们大胆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在温病的辨证施治上，敢于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新理论，制定新治法，终于在外感热性病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说，明清时代为温病学的形成阶段。
总结此期成就有五点：
① 创“新感温病”之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② 提出疠气学说，在病因学上一大进步。
③ 以温病做为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学术上自成体系。
④ 确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温病学理论体系。
⑤ 丰富了温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随着温病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在医学界产生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有关内容放在第二章温病学说中的三大争论中讲解。
提高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
温病学在明清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民党采取取缔消灭中医的政策，祖国医学倍受摧残，温病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中医院（如安徽就有省、市、县中医院所）。各综合医院也设立了中医科，为中医治疗温病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医对温热病的诊治，从门诊转到病房，观察更为细微，更便于总结。在此同时，很多西医投身于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中西医的共同努力下，温病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广阔前景，这一时期是温病学发展提高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泛运用，成就卓著：
将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运用临床，并取得显著疗效。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其经验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不仅扭转了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治疗器质性疾病的错误认识，而且吸引了许多西医界人士的重视和研究中医温病学。四十多年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血液病、百日咳、菌痢、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肺炎，急性胆道感染，败血症等急性传染病及急性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对这些疾病的辨证分型，治疗规律，进行了总结。
2、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温病学理论逐步走向规范。由于历史的原因，温病学理论中有的概念比较混乱，或是模糊不清，或是有多种含义，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些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对温病学的基础理论通过深入的探讨而使其有所提高。如对：
① 温病的病因学说有了新的见解：首先对六淫的实质已从单纯的气候因素认识中摆脱出来，而视为各种致病因素，致病属性和特点的归类方法。其次提出了“毒”在发病和病变过程中的作用等。
② 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就如何创立新的、统一的外感热性病纲领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寒温之争”有了较统一的认识，不少人提出“寒温分家”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医外感热性病理论和证治的发展，寒温对立，不适应临床实际的新形势，因而提出应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寒温统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医外感热病学。
②在温病的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截断疗法”的认识和如何掌握运用、如何针对温病中的“毒”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等。
3、结合实验获得成果：
对温病卫气营血传变的规律及其本质，对舌苔变化的实质等方面，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生化等知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还制作了卫气营血病证的动物模型，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温病的辨证和治疗规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4、治疗方药不断丰富：首先对温病学中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下通里，补气益阴等治法的作用机理及有关方剂，中药药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次，结合辨证论治和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剂。另外，在剂型改革以提高疗效，方便治药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原有的以汤，丸剂的基础上，创制了片剂、冲剂、水剂、针剂等新剂型，中药不仅可做静脉注射，而且有了中药的大型输液。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温病治疗学的内容。
5、文献整理取得成绩：
① 重印和校勘注释出版了明清时代的一些温病学名著，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温病学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作出了贡献。
② 编著出版温病学专著和教科书。如《温病纵横》、《温病理论与临床》等。
③ 在新形势下，温病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并通过大量的医学报刊杂志，迅速地交流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底，有关温病学的文献资料仅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就超过了一万多篇。信息的交流对温病学的发展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应看到：温病学的发展步伐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提出自己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A、温病病因学、发病机制等需进一步阐明从本质阐明。
B、对各种温病还需做具体的鉴别。
C、对病证的诊断和治疗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充实完善抢救措施，给药方式还应多样化，以求使用方便，而且高效，速效。
D、对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还应进一步引入温病学研究中。
E、加强临床和实验室科研工作等等。
总之，目的欲使温病学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结语：温病学的发展概况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对待这门学科，需认真学习掌握，学习时需注意几点，即为温病学的学习方法。
三、古代英雄女子，为情为国为大局的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
四、温病学2.温病学发展分哪几个历史阶段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流贼与清兵的刀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笑笑眉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历史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 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1]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编纂的《明史》依旧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金庸是如何评价崇祯的！
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
，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
蠢！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
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
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
士
（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
，十四个兵部尚书
（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
。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
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
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
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
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
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
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
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
，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
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
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
，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
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
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
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
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 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
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
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
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
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
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旁徨，做十七年皇
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皇帝是不
能辞职的！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
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
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
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
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 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
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
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
（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
，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
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
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
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
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
得多。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
，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
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
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
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
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
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
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
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
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
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
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
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
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
（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
，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
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
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崇祯确实是在煤山自杀上吊而死，还是李自成收的尸
而关于 太子 朱慈烺的问题 是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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