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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本居住地的环境问题从现状，危害，对策等角度写一篇小论文
通过对家乡环境情况的调查，了解家乡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加强我们的环保意识 。同时希望通过我的调查和宣传，提高家乡农民的环保意识，改善农村环境的现状，把农村建设成子孙后代向往的美丽乐园。我居住在农村，大大小小的池塘、小溪随处可见。可是近几年，池塘的水由清澈变为浑浊泛黄，泛黑的池水长满水草，随处漂着肮脏的杂物，小时侯还能光着脚丫捉小鱼的小溪，而今不仅不见鱼的踪影，还泛着农药的恶臭。环境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热点，然而在尚未有工业侵入的农村地区，环境的恶化竟也这般明显，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虽然目睹了这种变化，却也从未进行过思考，而农民的环境观念更是值得人们去重视。所以，我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对我村的环境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一、家乡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活垃圾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露天堆放，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使农村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并且这些垃圾中有那些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废旧电池之类的有害物质。一节小小的废电池可使1平方米的土地长久板结，肥效大减。 2、大量的生活污水和乡镇工业废水排入自然水域，从而造成大面积的水域受到污染。生活污水主要来自农家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农药、化肥、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因此，使大量水域造成严重的化学性污染。 3、近几年在农村兴起的畜禽养殖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消纳畜禽粪便，养殖地点又离人的住所近或者干脆处于同一个院子中，到处臭气熏天，蚊蝇乱飞。同时也给地表水带来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4、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承受了大量工业污染的转移，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污染。 二、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 1、由于农民思想意识落后，大部分都没有环保意识，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他们不知道一旦环境遭到破坏，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恢复不起来的。 2、农民是被忽视了的环保群体，各种环保宣传在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也许是人们的眼睛都专注在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上了，对于人口相对比较稀疏，面积比较大的农村来讲还没有引起重视。然而谁会知道每天随意丢的一个塑料袋，每次无意的扔一个农药瓶，日积月累，也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呢？ 3、从调查结果看，更让人担心的是，有环保意识的人与拥有环保知识的人由于产生从众心理，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所以同样没有任何的行动。比如知道塑料袋危害的能50%，但每个人却仍然乱丢，如何让每个人自觉保护环境，值得每一个环保人思索。 三、绿色建议 根据我的调查，我觉得只有加强环保在农村的宣传力度，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有效的抑制农村环境继续恶化这一隐患！而要防患于未然，科学地处理各种环境问题又是当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崭新的课题。同时我会给有关部门提出绿色建议：合理规划村民居住地，健全民民居管理机制，强化农民的环保意识，开展“让农村变得更卫生”活动，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出更为美好的环境！二、环保小论文（急急急）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原著的译本占了绝对优势。同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还间断夹杂着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点滴介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少到多。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介绍和传播，经过近20年的曲折积累，同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后来，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斗争也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了。
西方原著译本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留学生回国后，痛感国家的落后，认识到经济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是“立国之大本”，因此他们任教高校、组织社团，广泛宣传西方经济学说，马寅初1923年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当时的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经济理论探讨的社会基础不同，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说的设想，但当时情况下，经济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成了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们的目光因此更多地转向了应用经济学，包括马寅初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某国的经济情况，为该国家制定适当的财经政策，从而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认为理论问题是次要的”。这一切使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研究在中国发展缓慢。
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涉及到各个时期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19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以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为主流。美国制度学派在中国曾风行一时，与当时许多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其占指导地位的经济学学派以及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有关，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继承性。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留学美国时，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E.R.A.赛李格曼。美国制度学派是19世纪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主，并因此得名。它不同意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经济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采取的是历史潮流归纳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种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也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饱受国家制度干预经济活动传统熏陶的中国人十分想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的幼稚企业先要在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发展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能够独立自主，自由贸易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经济，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发展中国工商业成为相当长时间的提倡。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经济后，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强烈主张国营经济和国家干预。这种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主张，对于加强集权统治有利，因而也被当政的国民党利用和发展。这种既继承了封建老传统又继续了孙中山信传统的局面，加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国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中更多地接受和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成为可能。但这些学派在1940年代后就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所取代。
从1840年算起的100年间，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夺取的统治地位，又对同样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抵制和攻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成了后来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依据。没有舶来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学，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当时的论著思想几乎都是舶来品。
二、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经济理论传导者
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经济学开始逐步摆脱此前那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式，而专注于单纯的经济理论研究。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的下半页又出现了转变。1940年代以前，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集中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这里有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以及经济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琼.罗宾逊夫人。虽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战乱不断，但这些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很顺利的传入到中国，这中间，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那些留学归国者当中不乏理论造诣很深的人，如时任蒋介石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要说经济理论没有发挥可能的政策作用，即使在国内正常传播也没有可能。
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也确定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先前留学欧美的学者的工作也开始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判他们学习过的经济学理论，直到1980年代。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当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即使是学院派式的研究也并不深入。但这些学者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是最早直接与当代经典理论接触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1980年代后中国重新学习当代经济理论有了顺畅的过度。
在194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学者当中，系统介绍并根据西方经济理论著述立说的学者当属马寅初先生。他1882年出生，先后就读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即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后从事教育，也做过政府官员，以不同方式向政府提过政策建议。他的著作很多，如早期的《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介绍货币和银行的著作。后期的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以及对后来的中国影响很大的《新人口论》。由于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原因，马寅初是中国近代学者中少有的曾在国民政府时期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
早年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当中，已故的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是学院派的典型代表。陈先生1900年出生，1926年即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财政金融理论，毕业回国后致力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果对经济学者的作用有划分，陈岱孙完全是一个传道者。他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时间，正是西方经济理论大发展的年代，各类学派接连出现并发展完善，与他同期的经济学者都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和发现，很多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没有如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家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专著，其著作大多是报刊上的文章和一些史学类著作，如1981年代出版的著作《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著作内容有着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突出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同时特别强调这些理论的庸俗性是这一代经济学家及其第一代学生最明显的特征。
早年身置剑桥大学学习权威经济理论的宋则行与陈岱孙基本上是同样的命运。他1917年出生，1945年到剑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师从琼.罗宾逊夫人，1948年回国，是我国少有的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直接学习的人。回国后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他的工作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他学到的西方经济理论。如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再者也是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以及《世界经济史等》。他针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理论建议也多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如1970年代提出的综合平衡，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相适应等。
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他出生于1901年，曾留学日本，德国，1930年代同人合译D.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名著。当时还参与马克思《资本论》全书三卷的翻译工作。1940年代初期，他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这种倡议。但他承认，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不过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
这些早年就受到西方正统教育的学者在学院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西方治学的传统和方法，但除了小范围内的学科影响力之外，社会影响远远不及整个20世纪经济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虽然他们在治学过程中仍然秉承着自己所学流派的风格和理论，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在书斋里自说自话，国内和国外的交流都微乎其微。对他们的第一代学生来说，当时的社会北京下学习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理论多是为了批判（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称谓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去掉了“庸俗”这个前缀）。他们的著作大多以国内和世界的经济史为主，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还有早年留学英伦的胡寄窗教授，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基本上全部是经济史学著作，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以及《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等。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还有如陶大庸等，冀朝鼎，巫宝三等学者。
这些老一代的学者，对现代中国来说，最大的贡献仍然是作为传道者，将西方比较新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应用。这些学者所在的院校也大多采用他们自己组织学生翻译而不是公开发行的“庸俗”经济学的课本。这使得那些拥有这些老学者的学校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经济学教育中的佼佼者，不仅在1980年前后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而且在当时最早在中国设立了偏重于管理的学科和学院。不过，这些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影响力并不大，甚至知名度也很小，这与那些没有他们同样经历的学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连续几任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早年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中，与陈岱孙等学者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林少宫教授。他1922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讲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诺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和经济学大师赫维茨(L. Hurwicz)。莫迪利亚尼还在他一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他们这些经历。他1954年回国，从事的研究和教育领域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即使在现在，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也可称得上是空白（国内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翻译教材就是这位80高龄的老教授翻译的）。他应该是国内经济学和数学结合教学的鼻祖了，1963完成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是中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开山之作，1961年的《信息论讲义》因出版社声称没有审稿能力而未能及时出版。其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部著作都是跟经济学有关的。
1980年代初，他就在研究和教学中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在目前全球做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中，有石寿永、田国强、艾春荣等出自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与其他经济学者的数学背景不同，他们都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专业，1980年代前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放眼国内，即使考虑上年轻一代学人，可能只有林少堂可以在学术上与西方计量经济学对话。不过，与陈岱孙等学者一样，他是一个经济学的传道者。
三、 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与他们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们在后来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的影响和地位却大大高于前者。
1908年出生的孙冶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参加工人运动。他的理论来自于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中国实际调查的结合。他在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能缘于他是最早建议中国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也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原因，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中国学界乃至政界的影响力。因为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经济所及其培养的学生很多进入了政府机构，或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央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研究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续集。与陈岱孙等学者不同，虽然都没有目前西方学者那种专门的经济理论研究，但本土学者的著作大多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而且是关于中国不同时期问题的，中间有经济问题，也有经济之外问题的论著。
1904年出生的薛暮桥与孙冶方的治学和研究路线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政府工作经历，也都曾作为中国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的领导。不同的是，他有着更多的中国国内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验。薛暮桥很早就有著作问世，如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常识》）。1941年和1942年，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主要原因在于197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1979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学界的评价是，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稍晚一点的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研究，又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国内不少年长一些的学者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如马洪）。他同样有着政府的工作背景和官方研究机构的领导经历。与孙冶方和薛暮桥两位学者相同，他在中国过去五十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在不同时期解释马克思主义来寻找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同这三位有着相近经历的学者还有宋涛，苏星等。
望采纳。
三、各位帮我找点论文资料，小生感激不尽啊！
写好一篇作文，基本构思如下：一、题目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一个好题目，等于是一篇好作文的开端，题目要新颖，与众不同才能引人注目！
二、开头、结尾
文章的开头是龙头，结尾则是凤尾。开头多种多样，一旦想出好开头，笔头的文思就会源源流出。常见开头有以下几种：1、开门见山。2、提问引人关注。3、概括揭示。4、描写环境。5、倒叙，制造悬念。这样，才会制造一个好开头，才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端。
“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文章中的结尾也是其文章精华之处，有的结尾发人深思，有的结尾自然收笔，有的结尾刁钻古怪，耐人回味，还有的结尾，要挑选一种比较与文章相配的结尾来写，收笔也美观大方。
三、用词妥当，修辞正确
用词妥当，会使文章显得更丰满、具体。一篇文章，平淡无奇，加上几个修饰词，才会使文章锦上添花，同时要注意库存，把好词好句印在脑子里，才会活学活用，还可以加一些合理的想象，使文章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四、条理清楚，合乎逻辑
在一篇文章里，一定要注意条理，文章不能文不对题，杂乱无章，最好的办法就是列提纲，脑子里有这么一个轮廓，再细细描绘。描绘过程中，要现实，不能写什么“公鸡下蛋”之类的，否则会闹笑话。还要注意标点，不能乱点，标点也有标点的规律，该停顿就停顿，该省略就省略。
五、巧设布局，详略得当
一篇文章到手，就得定个布局，这怎么写，那怎么写。这个布局好比一个猪肚，很多很大，但也有详略，如果没有详略，文章就显得干巴巴的，只有一个骨架，像流水帐，因此，不能犯这个毛病。
这就是作文的五点，我概栝了一下。
四、求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3000字 没啥具体要求 只求能抄就...
1 引言如果从发源于两盒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算起，人类社会从诞生之时延绵至今已逾七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程中，我们创造出了地球至诞生以来最绮丽的智慧景观，这首用人类非凡意识和卓越实践所谱写的华彩诗章是我们长久以来最为骄傲和自豪的财产。在创造文明的同时，我们对所存在的周围环境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从原始文明对自然现象的无法理解，从而敬畏崇拜；到农耕文明时“靠天吃饭”，对自然气候的强烈依赖；再到现代文明，我们可以对天气变化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甚至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手段，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改善对人类不利的气候条件。现代人对气候的变化不再像原始人类那般诚惶诚恐，这在一个侧面上生动体现了我们对自然、对环境的态度在这七千年的岁月长河中的巨大转变。于是似乎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人类来自自然界，但是自然界对我们的羁绊越来越小，那么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当人类的文明极度发达，我们可以轻易改造自然并改变自身，让我们的生存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联越来越小，甚至我们可以独立于地球的物质环境而存在？这是一种过度夸大人类力量的极端主义思想，虽然并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能够想见的将来，这只会是一场无厘头的异想天开，就好比古时帝王求药问丹以求永生，但终究逃不出人类物质消亡的基本规律。
人类要更好地保全自己，更好地发展自己，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行为活动控制在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范围以内，进一步也可理解为人类的活动要和物质环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这终归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要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那么指导我们的行动准则是什么呢？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支撑人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精神力量呢？我们也许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这样的准则。
2 要做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取决于人类之间能否和谐
图1 二战弥漫的硝烟
环境破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纵观人类史，战争一直是给环境带来重大创伤的人类活动之一。汉代与匈奴的边境战事拉锯近千年，年复一年的屯垦戍边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二战时美国投向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虽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但是对相关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是致命的打击。如果我们人类相互之间能互敬互爱，那这样的环境破坏不
就避免了吗？这样的思想正和墨家所主张的“兼爱、非攻”是相一致的。《墨子》中所主张的“兼爱、非攻”思想产生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在体察到民生的渴求之后，代表小生产者及广
070715 万雨辰 2011.04.21
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而“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爱人，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做到“兼爱”。在强调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当今，重拾墨家文化的思想精髓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要做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关键在人类对自身的准确定位
图2 工厂烟囱排放的废气
相比于地球上的前一个霸主恐龙统治地球长达亿年，人类之所能在短短几千余年的时间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们强大的意识力量的作用。但是，这样强大的力量既能指导我们逐渐认识到深刻的规律，创造绚丽的奇迹，也带来了人性里边的一大缺点——贪婪。秦朝的集权专制制度建立以后，始皇帝大兴土木，阿房宫正是在统治者急不可耐地想要奢华生活时横空出世。“蜀山兀，阿房出”，虽然杜牧的《阿房宫赋》带有一定的文学作品夸张的手法，但是要建造这样的一座盛世宫殿，虽不至要伐光蜀地所有的林木，但是肯定是要极大地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修筑长城，涂炭百姓，摧残生灵。但长城在当时却从来没有发挥过其预想的抵御外族入侵的功能，不过是小农经济自我防守，自我封闭的笑柄而已。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庄子的哲学里面有“无为而治”的思想，以自然为本，让食物顺着其本有的规律去发展，不要给事物强加以人的欲望和意志，所谓“不乱为，不胡为，乱为胡为不如不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认清人类自身的局限性，给予自然地规律以足够的尊重，才有可能做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4 要做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要重拾虔诚的宗教信仰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北魏时期传入的佛教，土生土长的道教，抑或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在这些宗教的教义中，总是在力求给人类指引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奥古斯丁曾说：“我们肉体感官的享受不论如何丰美，所发射的光芒不论如何灿烂，若与精神生活相比，便微不足道。”我们人类在对物质的不断欲求中，匆匆碌碌终其一身，那我们又将怎样才能达到心灵的安静，精神的富足呢？宗教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力图解决这人类最大的困扰。关于宗教信仰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作用，我想举藏民的环境观以及藏传佛教的相关教义辅以说明。藏民生活在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值严酷、生存条件之恶劣是我们所难以想象也难以承受的。所以藏传佛教在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将信仰视作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人不信教，不如牲畜”一说。藏传佛教为藏民树立了精神的寄托：不是追求世俗中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寻找心灵永恒的寄托。这种淡化物质财富的背景中，却刺激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导致了人们对自
070715 万雨辰 2011.04.21
图3 朝圣路上跪拜的藏民
然环境中资源尚未采取大规模的开发手段，从而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在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西藏地区长久保持。再说一点题外话，藏族人民总是难以对中共政权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我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如果过度强调主权上的统一反而会激起他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信仰的保护的信念，这其实是一种害怕本民族文化信仰缺失和沦陷的恐慌。如果汉族领导者能够本着认同和尊重西藏人民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诚恳态度，切实地颁布实施一些相关的保护政策，而不是单一地过分地强调主权的统一，我想做到汉藏两民族的和谐相处不会是难事。
5 要做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要恢复和重塑人文理念
图4 采菊东篱的陶渊明
人文理念是一个颇为宽泛的说法，在这里我仅就古典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式对环境保护
070715 万雨辰 2011.04.21
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行简单的论述。文学和艺术，抑或合成“文艺”，是我们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它本身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也起着很大的影响。在谈论文艺的社会功用时，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文艺对人心灵的“净化”功用，简言之，就是文艺作品能够借助于一些美好的意象和动人的情节，激发并释放人类的一些不良情绪，促进人更全面的发展。文艺工作者，这里可以诗人和作曲家为例，往往借助于对自然美景的描写来达到这样的一种“净化”，以求获得与读者的共鸣。东晋诗人陶渊明以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人在自然美景中悠然自得地生活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直抵人心。使认真赏读过该作品的人，不免产生了对大自然的亲近之心，向往这样的世外桃源，从而也就产生了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诉求。
6 结语
周雪飞老师上课的一席话引发了我对人类与环境间关系的思考，记得大意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生命终结，我们分解腐烂的肉体会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什么？或许会流入水体里变成养料，从而丰美了水草，成为水中食物链的一部分；也可能有幸成为一颗黑炭，发成电力发光发热，最后变为热能消散于大气；大概也会腐烂在泥土里，成为一株不起眼的野草身上的那一抹新绿。在早些时候我也做过类似的思考，我是从什么地方来，又是什么构成了我的肉体从而承载了我的意识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仔细回想，母亲曾说过她在孕育我的时候喜欢吃鲫鱼，那么也许那些鲫鱼体内的元素物质就是最初形成我自己的成分吧。那是什么又养育了味鲜肥美的鲫鱼呢？——是自然环境。我们人类从自然环境中形成，最后又归于自然环境中去，多么完美的循环！
自然环境是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是自然之子，这一天然的和谐关系却被人类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以及随之膨胀的物质欲所破坏。是什么在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准则是什么？我认为人和人之所以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生长的文化环境的不同，文化精神对指导人类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本文选取了一些传统文化中对环境保护有益的观点进行分析，希望能做出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以后虽然不会直接从事环境保护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有了这样的思考、这样的认识，以后在做相关工作的时候会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一、和谐的文化理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源远流长、代代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说其“博”，和谐理念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特质，为儒家、道家、墨家等研究和论述，成为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灵魂；说其“深”，和谐理念跨越时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概念出现的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就曾多次出现。和谐在《广雅·释话三》中的解释是：“和，谐也”，《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和，相应也”，在《易经》的“兑”卦中有“初九和兑吉”，“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尧帝、周公等人提出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2}的主张，在这里“和”应用于天下国家家庭的领域，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儒家和道家发展了“和”的思想，真正认识了“和”的价值意义，并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和谐理念的思想精义。
和谐的本质是什么？《国语》和《左传》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关于“和”的言论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由此看来，所谓和谐的本质就是统一体内调和多种因素与协调各种关系所达到的平衡，是众物互补的共生共荣。“以他平他谓之和”，把不同的事物加以协调平衡就是和谐，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有新的突破，如将五行相配合才能生成万物，将五音调和才能产生悦耳的乐曲，将五味调配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所以说“和实生物”。相反，“若以同裨同”简单同一，就无法达到和谐，也就无法有所发展。此外，孔子也提出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的主张，虽然角度不同，但同样也印证了和谐的本质。
和谐的价值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对和谐的价值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阐释。史伯说：“和实生物”{4}《吕氏春秋·有始》曰：“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礼论》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谓“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这都体现了万物生发源于和谐的思想。老子以为“天地相和，以降甘露”{5}《中庸·天命》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和者，天地之正也”，和谐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源泉和动力所在。在保障社会的安定，实现政通人和的治国之道方面和谐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孔子提出的“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孟子推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将“三才”重心最终落在了“人和”上，荀子主张“群居和一”{8}“和则一，一则多力”{9}，把和谐作为社会运行和力量凝聚的规则。同时，孔子提出的“和为贵”{10}的命题更是认为和谐具有最珍贵的价值，是一切行为的准则。除此之外，古代圣贤还崇尚和谐的修身之道，《礼记·中庸》主张：“君子和而不流”。修身之道，讲究的是“身心之和”以及“天人之和”，所谓“和乃生，不和不生”{11}。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和谐理念极其丰富的价值蕴含，让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
如何能够达到和谐？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达到和谐的机制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谐是不同因素相调和而产生的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各种因素、各个事物都相辅相成、各得其所，既不为过也无不及，都在“度”的调配下达到动态的平衡。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致和之道，对此有很多研究和论述。道家把“道”看做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和万物存在的依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12}，以遵循“道”作为达到和谐的机制。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3}，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相互冲突调和而达到的状态，而正如庄子所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14}。“道”就是这个和谐统一体里的“度”。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却始终遵循“道”的基本原则处在“和”的统一体中。
在儒家，和谐机制的适度性标准是通过“礼”来实现的。《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也就是说，礼制最可贵的用途是维持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和谐有序，先王之道最美好的地方也就在于此。无论大小方面，都因循“礼”的规范而达到和谐，倘若在有些情况下不行礼制，而仅凭借大家都知道和谐有序这一目的来行动的话，是不可能达到最终的和谐的。《中庸》对和谐之道作了经典性的阐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5}。在这里，“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要达到的理想和目的，只有通过“中”这条道路才能达到“和”的大德，“中”就是实现和谐的标准、途径和机制。《礼记·中庸》把“中”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故此，人们只有通过“执中致和”的正确方法，才能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共同发展的和谐境界。
二、和谐理念的生态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三个层面，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各得其所，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中国传统哲学把这种天地万物和谐的状态概括为“天人合一”。
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姓生焉，天何言哉！”{16}认为天地运行、四季更替、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体现了孔子对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认识。《礼记·中庸》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虽处于宇宙的不同位置，但“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7}，最终达到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8}，强调“道”是自然的运行的最高准则，人应当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9}的境界。
中国古代哲人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使天地万物和谐共生。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0}的做法，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1}，天地万物如同我们的同胞和朋友，本质上没有不同，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也是古人善待自然万物、追求天人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
关于人与人的和谐，儒家对此论述最多。孔子以“仁”作为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他提出的“泛爱众，而守仁”{22}的说法，就是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他人的价值，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儒家提出了将人类社会的“仁爱”推行到对自然万物的爱的展开，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世间万物。孟子把“仁”由“亲亲”、“仁民”扩大到“爱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3}。汉代经学家董仲舒也将爱护生物作为“仁”的基本内容，“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24}宋代张载提出的“平物我，和内外”{25}的思想，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26}的学说，都是儒家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上所做的由人及物的扩展。
道家主张应超越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礼制，来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老子看来，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源于“道”的本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27}，即天道弥合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立。从“道”的基础出发，人与人之间本应没有尊贵、贫贱、高低之分。但是礼制却偏偏强调亲疏贵贱，这是不合天道的，人们应当体天道而行事，把天下看做是一体，将众人看做是一家。其方法就是：“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28}从这种人无差别之分的思想出发，道家认为万物也与人一样都是“道”所创生的，所以就不能否认万物与人具有同样的价值，从而提出了“万物一齐，孰短孰长”{29}的观点，主张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30}的态度来对待万物。
在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人之身心和谐，应当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孔子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在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上也不反对求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31}“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32}。但是，孔子同时又强调“欲而不贪”{33}，反对放纵贪欲的生活态度，认为应当遵从一种“合于义”的节制的生活。他说：“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34}，也就是说，人们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和谐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在孔子看来精神上的充实，感情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他称赞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颜回“贤哉，回也”{35}，于是他强调人们应当认识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36}。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37}。要知足就必须对正常的物质生活之外的奢侈享受有所克制，克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物质享受的习惯和行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38}。这种坚决反对在物质欲望上不知足的态度，在当时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和谐理念与生态文明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工业文明的降临，一方面以其巨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予社会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它也割裂了此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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