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央政府分封西藏各派宗教首领的名号中地位最高，最著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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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

大金刚财宝法王简介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西藏自治区是什么时候归附中国的？

一、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

明朝的西藏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形式来确立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的.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大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为安抚应招前来归附朝贡的藏区各僧俗首领,逐授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封号.如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获得河州卫指挥同知官职；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获得炽盛佛宝国师封号；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获灌顶国师封号；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卜获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封号；僧人答力麻八刺获灌顶国师封号.同时,明太祖还
先后对前来归附和请官的大批西藏故元官员授予了新的官职,这些官职大抵有：乌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挥司同知、指挥佥事、宣慰司使、巡检司巡检、招讨司官、万
户、正副十户、百户等等.不过,明洪武年间,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封显然还带有较大随意性.这着重表现于两点.其一,当时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
封,有相当数量是应西藏僧俗首领的要求而进行的.如大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大规模授官职,均是应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要求和荐举.答力麻
卜刺与公哥坚藏卜的受封,亦是两人主动“请师号”的结果②.其二,从明洪武年间明朝所授官职和封号的名称来看,不仅多而杂,而且较为混乱,其中有不少只是
沿用元朝的封号和官职罢了.这之中因人设官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少.故《明史·西域传》载：“初,太祖的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
明太祖所以对西藏僧俗首领这样大量授官封号,大致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意在安抚.明初,西藏各僧俗势力无疑是将明朝作为元的继承者看待,因此,他们竭力向明朝请官请封,不仅是沿袭元朝以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做法,而
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在西藏取得稳固与合法地位以及争取自身实力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政治需要,这正是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明初频频向明请求封号官职的原因.而
明太祖在这方面大力满足他们的需要,采取“来者辄受官”政策,这在政治上对西藏各僧俗势力乃是极人的安抚.
其二,明朝在政治上同样需要通过对西藏僧俗首领的授官封号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朝贡关系来体现其对西藏的统治主权.明朝对接受封号与官职的西藏各僧俗首领明确要求他们承担其政治责任,即“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③
大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
“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
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借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
以官职,如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明期洪武朝,明朝封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
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刺.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
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
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明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者仅为“大国师”和
“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
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明朝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三十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斯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大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诰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准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大明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大明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工”,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大明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
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大明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
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十九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
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大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大明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
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问、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
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朝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
起了一般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子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大明永
乐年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大明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调整的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整分封重点和对象.即将洪武朝时期以授职官为主的分封改为着重授予教派领袖以封号的分封.也就是说,在分封对象上把西藏宗教教派领袖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洪武时期在分封上突出职官系统而忽视僧人作用的弊端.明成祖在分封重点和对象上的这一调整,显然意在利用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和保
持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相吻合.
第二、提高分封规格和等级.针对洪武朝时期对藏族僧人分封规格偏低情况,明成祖大幅度提高了对僧人的
分封规格,在所封僧人名号中,以“法王”为最高等级、“教王”次之,以下依次为“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等,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新
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等级制度.值得强调的是,明成祖首次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实行的普遍封王做法,不仅是对洪武时期西藏政策的重要变革,而且也?重大发展.
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第三、充分注意了分封的地区性和代表性.明成祖时期受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其各自的教派如下：
大宝法王：噶玛派；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阐化王：帕竹派；赞善王：灵藏派；护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派；辅教王：达仓派.
其中,噶玛派、帕竹派和止贡派是噶举派的分派,达仓派、灵藏派是萨迦派的分派.由此可见,在明成祖分
封的三大法王和三大教王中,基本上无一遣漏地囊括了西藏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
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从分封的地区性来看,大宝法王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大乘法王在后藏,即最西,大慈法王在
前藏,居二者之中,这样的分封布局,体现了明成祖精湛的政策构思.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势力范围各自占有东部、
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为准,其设置了三大法王,于其间的小空间配置了五名教王,当是依据当时西藏的现实、了解了全部情况后
的决策.当我们知道这些教王的封爵几乎都在永乐时代授予时,对于明成祖关于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当,更加感叹不止了.”④永乐时代这种充分依据西藏各教
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使明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
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西藏分封政策的调整,无疑使这一政策更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分封作为对西藏体现和行使其主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仅止
于分封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主要针对受封者
制定,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例贡”.即各受封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进行的朝贡.例贡的宗旨是让西藏受封的各僧俗首领以
定期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形式来表示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这种朝贡实际上成为西藏受封的各实力派首领对明朝中央承担的一项特殊政治义务.例贡通常三
年一次,但在大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
2．袭职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王和
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至此完成袭职手续.重要首领,
特别是诸王的承袭一般均由朝廷遣专使往封.这种袭职朝贡,成为明朝制约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重要手段.
3．谢恩、贺庆朝贡.当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之后．也要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如弘治八年,大乘法王陆竹坚参巴藏卜,灌顶国师藏卜领占各遣人朝贡,“谢恩袭职”.此外,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如宣德元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国师班丹扎思巴、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扎夫“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
很明显,明朝对西藏各教派首领的分封并未徒具形式,原因就在于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的一套严密的例贡
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其以分封来体现的对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与西
藏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途径.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如何来保证朝贡制度的顺利实施?即明朝以什么措施来确保西藏大大小小的各受封首领能按照规定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
我们知道,明朝与西藏的情况和元朝和比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明朝在对西藏的施政上至少存在两个不利
因素.首先,明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缺乏象元朝那样的紧密宗教联系.虽然在表面上,明朝统治者（尤其以明成祖为代表）同样优待西藏宗教首领,但这并
非象元朝统治者那样是出自宗教上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皈依,而更主要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正如佐藤长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完全不认为宗教在个人生活
上有需要,他所以优待哈立麻,决非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无疑是由一种政策的立场而出发的”⑤.实际上这不仅是明成祖,也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统治者对西藏宗教
的基本态度.由于明朝统治者并不真正崇信和皈依藏传佛教,这不但导致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也使他们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
不可能有象元朝那样的特殊宗教联系.从而决定了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已经不可能以其同西藏教派势力的宗教联系为基础.其次,明朝既不象元朝那样是通过对西藏地
方政权的直接扶持和支撑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同时明朝对西藏权威地位的确立和维系也不是象元朝那样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明朝虽然也在西北驻军布防,但主要目的是为对付北方的蒙古并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北方蒙古始终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劲敌,双方之间战争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以任何武力方式或强制性手段来作为对西藏施政的基础也已属不可能.所以,明朝唯一的选择是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这一点,在明朝推行朝贡制度方面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反映.

对于明王朝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因此,朝贡
制度对于明王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而明朝在推行朝贡制度方面无疑采取了一种极明智而又实际的作法,这就是对前来朝贡者回
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来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
这一作法始于明初,当时,明太祖为了安抚前来归降入贡的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除授其官职外,还给予厚
赏.到明成祖时,由于对西藏采取积极经略态度并大肆分封和优宠西藏宗教首领,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也日益丰厚.如大明永乐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入朝,成祖先后赏
赐七次,其中仅金、银两项每次约以百、千两计,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丝绸彩缎、钞锭等.明朝的赏赐一般分为正赏和贡品价赏两种.正赏是根据朝贡者身份和
地位高低而给予的赏赐,正赏数额明朝前期无明确规定,大明成化以后,对一般喇嘛僧人进贡者的正赏数额作了如下规定：“喇嘛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
表里,纻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阔生绢四匹,纻丝衣一套,内二件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
十斤.从洮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纻丝并绫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
但诸王的正赏远不受此数额限制,尤其是请王亲自入贡者,赏赐往往非常隆厚.贡品价赏则是给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大多根据贡物品质高低、数额大小相应给赐.
如对进贡马匹均一律给价,宣德前所进马匹不论等第高下都同一给价、大明宣德元年始规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纻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纻丝一
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纻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⑦.明朝赏赐的对象包括遣主、使者和随行人员三部分.使者和随行人员的赏赐
在朝贡时颁给,遣主的赏赐则由使者带回.对于地区较高的遣主,如诸王等,朝廷还往往派专使赍物回赐之.除实物赏赐外,来京使者一般还有赏宴,留边听赏人员
的食宿也由当地官府供给.此外,西藏朝贡使团在内地的往返,均由明朝政府沿途驿传提供食宿,“水路递运船,陆路脚力”,并配有伴送人员为其办理登记,过关
手续等.
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⑧,如果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
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这种优予贡利的作法,对西藏各大小地方首领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大明
永乐年起,西藏僧人即渐渐突破明朝规定的三年一贡的入贡期限、开始频繁入贡.如大明永乐七年,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即两次遣使朝贡,大宝法王从永乐
七年至十年,每年皆遣使入贡.由于所有前往朝贡人员均能得到赏赐,而明朝前期对朝贡人数并无明确限制,故导致了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的逐年剧增.大明宣
德、正统年间,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至二、三百人,到天顺年间则猛增至二、三千人.可以想象,当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浩浩荡荡地穿梭于西
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终绎不绝,赏赐不赀”.这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所以,从大明成化以后,明朝在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
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相反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
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项规定.第一,乌恩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凭验入,以杜混冒.⑨
上述限制措施显然并未完全得到执行.为此在大明隆庆六年明朝不得不再次作出如下限制性规定：第一,将国师、禅师、都指挥使等的袭职朝贡一律并入年例贡
内,袭职后不许再差人谢恩进贡.第二,规定未及三年不许来贡,“不愿者不强”,凡贡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贡者,参作下次例贡之数.第三,鉴于使团规模日渐扩大
的局面,不得不在限制赴京人数基础上相对放宽诸王贡使数额,规定阐教、阐化、辅教三王,大乘大宝二王“俱三年一贡,每贡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赏,在京题
给,五百人减赏,本省给与.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赴京,余留边听赏.护教王三年一贡,每贡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赏,三百八十八人减赏,全赏内起送六
人赴京,余留边听赏”⑩.
不过,除了在大明万历以后明朝对西藏朝贡次数和人数的限制真正有所成效外,在从永乐朝到隆庆朝的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无论在次数和人数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大明成化八年,礼部奏当年岷、兆等卫奏送各族番人共四千二百余人,除给马值不计外,凡赏彩缎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锭.这里还主要是从西北来的藏族,并不完全是乌思藏的朝贡者.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阐化工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同年,大宝法王、牛耳寨（阐化王下属官）派来谢恩、请求袭替或新招抚的头人使人共一千四百七十人.
大明弘治十二年,乌思藏及长沙西宣慰使司各遣人来贡,贡使达二千八百余人.
大明正德五年,大乘法王遣使达八百人.
大明嘉靖四年,乌思藏、长河西、长宁安抚司贡使过额者达九百四十三人.
大明嘉靖十二年,乌恩藏及朵甘贡使达千余人.
大明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

二、大金刚财宝法王简介

元朝以前,吐蕃是独立国家,并长期与中原政权敌对,在唐代曾一度攻入长安.宋代以后,吐蕃总的来说内乱不止.但对周边国家来说仍是一个强国. 1239年,蒙古军队占领吐蕃。1246年，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商定吐蕃归属蒙古的办法。1264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做稳汗位，同时改国号为元，蒙古汗国东方部分转变成中国的一个王朝，那时萨迦班智达已于凉州去世，其继承人是八思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约在１２８０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１２９２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 到了明朝，明军北伐，元朝结束。１３７０年河州地区的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降明，明太祖派人深入乌思藏地区招抚政教首领，１３７２年萨迦派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归降明朝，并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了明太祖。哺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还先后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他们都受到明朝的封赏。当时控制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的第悉（帕竹政权的首领的称号）是大司徒绎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即《明太祖实录》所记的“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元朝曾封他为灌顶国师。河州卫在了解乌思藏的情形之后，即向明太祖建议对他给以封赏，于是明太祖下诏仍封给他灌顶国师之号，并遣使赐玉印及彩缎、表里。而释迦坚赞就在１３７３年正月遣使入朝，贡以佛像、佛书、舍利。 在争取到藏族地区大部分僧俗首领的归附以后，明太祖考虑到“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于是对藏族地区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１３７４年７月，明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当年１２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来朝，又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设朵甘宣慰司一、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以赏竺监藏等分别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并派员外郎许允德携诏书及诰、印前往赐之。 到永乐皇帝时，随着明朝对藏族地区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明朝对西藏的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高僧的分封也日益增多，其中地位最高、最为著名的有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 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 不过，在元明两代，对原吐蕃地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和笼络上层分子来实现的。实际控制权仍操控在地方统治家族中。他们之间也相互争斗，但只要不与中央的统治不抵触，则一般任其自生自灭。但元朝与明朝又有很大不同。明朝对藏区的控制远较元朝为强。明朝一般统过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各派政权都给以承认，并使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 对西藏统治方式变化最大的是清朝。明末清楚，由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无论是明政府还是稍后的清政权都无力顾及到乌思藏地区，这时它便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当清朝对全中国大部分区的统治稳固下来之后就开对乌思藏地区下手了。清朝初期，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了五世达赖，并于北京接见了他。五世达赖不久死去。第司桑结嘉措隐慝死训。

三、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是元朝西藏归入中国版图并建立萨迦地方政权.从此西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兴起。从一二零六年到一二七九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先后灭掉了畏兀尔、西夏、金和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

　　一二四零年，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遣大将多达率军深人西藏，了解到西藏的政治形势和众多教派的详细情况。一二四四年阔端决定召请萨迦派高僧贡噶坚赞去凉州(今武威)洽商西藏诸部归附事宜。一二四六年贡噶坚赞携侄八思巴和恰那到凉州与阔端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条件:蒙古任用萨迦人员为达鲁花赤，赐与金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官，不得妄自行事;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自行保存，两份分别呈交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乌斯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等等。贡噶竖赞写信将这些条件通知西藏各地的僧俗首领，并反复晓喻西藏归顺蒙古的必要意义。贡噶竖赞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即将统一全国的元朝中央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人员被授以全权治理乌斯藏阿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是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

　　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任用西藏的政教首领，西藏的首领人物也积极赞助和支持蒙古的统一事业。继阔端专邀萨迦贡噶坚赞之后，忽必烈对八思巴也十分倚重。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召见八思巴，并留侍左右。一二六零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一二六四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一二六五年，忽必烈通过八思巴的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本钦"(意为长官)，分封了13个万户长。在此期间，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文"，并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从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开始，元朝历代皇帝选封萨迦派有学识的领袖人物为帝师成为定制。此外，还有许多西藏僧俗人士被授予中央的官职。

　　与八思巴一起随贡噶坚赞赴凉州的恰那，亦受到元朝的重视。恰那系萨迦昆氏家族的嫡嗣，娶蒙古公主为妻，曾奉命总管全藏事务，受封"白兰王"。恰那死后，元朝在治藏事务上作出了新的安排，由八思巴推荐、经元朝中央任命的萨迦本钦代表中央处理政务。

　　作为中央政府的元朝，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

　　在中央，设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全国宗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总制院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首席院使多由丞相兼任，第二院使则由帝师荐举僧人担任。总制院的地位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为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可直接向皇帝上书，可直接任命官员。举凡藏区的重大事务、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命、违制官员的处罚以及重要机构的设立、军事措施等等，均由总制院决定。元朝还规定，遇西藏有事，由中央命令总制院院使率部前往处理，或加给地方官员以院使职衔，便宜行事，或在当地成立"行宣政院"，另用官印。由此可见，元朝中央对管理藏区事务的重视。

　　在宣政院下，全国藏区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于阿里设元帅二人，管理蒙古驻军事务，当地的古格等地方势力仍然保留，继续行使其对属民的管辖权;于卫(前藏）、藏(后藏)地区设都元帅二人，管理当地蒙古驻军；又设13个万户府，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军务。元朝中央派驻西藏总管一切的宣慰使，即由萨迦本钦兼任。

　　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帝师或宣政院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务，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沿用的定制。

　　元朝政府曾多次派遣官员赴西藏地区清查户口，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在一二六八年，一次在一二八七年，一次在一三三四年。一二六八年的人口清查，是蒙古官员同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波合作完成的。由于中央与地方合作协调，结果较为圆满，不仅为元朝中央确定各地应缴纳的贡物品种及数量提供了依据而且大大便利了此后安排驿站和建立地方行政体系。

　　元朝政府根据各地人口疏密和物产丰啬的不同情况，先后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甲姆"(驿站)，其中卫地区4个，藏地区7个，阿里地区4个。各甲姆之间又设若干小甲姆。并特设转运一名，专管驿站交通事宜。规定驿道沿途居民负责传送公文，供给马匹，供应往来官员食宿。西藏地方的"乌拉"制度，即由此形成。为了军事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藏各地专门设立了一种"马甲姆"，即军站。马甲姆的设置，使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统辖得到加强，同时也使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联系紧密起来。

　　除以上措施外，元朝的历法和刑法也推行到西藏地区。萨迦本钦即根据元朝法建重订了西藏地区的民刑律例。

　　二、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和帕竹地方政权

　　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前往西藏，诏谕各地僧俗首领归顺新朝。一三七二年西藏最后一位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先奉诏归顺，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喃加巴藏卜又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西藏的旧官员100余名，明朝都分别授予各级官职。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换取明朝新敕印信。

　　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把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军事行政制度同样施行于西藏地方，先后设置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包括四川、青海、甘肃部分藏区)及阿里地区(包括拉达克)的军政事务。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俭事、招讨、巡检、万户、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等，均由明朝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由朝廷统一规定他们的官阶品级，颁授印诰、锦绮等，"绥镇一方，安辑众庶"。这些朝廷命官之升迁、任免和更替，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其中万户一职，在永乐年间由朝廷决定予以废除。

　　元末明初，由元朝扶持起来的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的势力业已逐渐衰落，帕木竹巴、止贡巴、噶玛巴、格鲁巴等教派的势力日趋强大。明朝统治者根据当时西藏地方教派林立的特点，对具有地方实力的诸教派首领都赐加封号。僧官职位最高者为"法王"，明朝先后敕封过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三大法王因从事传法无一定的驻地，其封号由师徒或转世相传承，无须昕候朝命，修贡也无定期。次于法王职位的是"王"，明朝先后敕封过阐化王(帕竹噶举派)、赞善王(噶玛噶举派)、护教王(噶玛噶举派)、辅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噶举派)等五王。五王都是领有分地的政教首领，其承嗣必须上报中央，由中央遣员入藏册封。除法王和王之外，明朝还封过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各种僧官名号。所封各级僧官，均由朝廷颁授印信、号纸，要为朝廷"忠修职贡"、"抚治人民"，他们的袭职和升迁也由朝廷直接决定，僧官犯法要受到朝廷的处分。

　　明朝中央规定，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除三大法王外，作为明朝的一个辖区首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朝廷贡献牲畜、皮毛、藏绒、药材、藏香、铜佛等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朝廷为表示对边远地区的关怀，以高于原价值数倍的金、银、钞、绸缎、布匹、粮食和茶叶等回赐给朝贡者。由于回赐丰厚，以致天顺年间(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年)出现了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货"的现象，朝廷不得不严格限制朝贡次数与人数。这种贡赐方式，既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关系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往来，对中央政府推行治理西藏的施政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中央十分重视发展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除贡赐方式外，还大力发展历史上形成已久的茶马互市关系。明代茶马互市之日趋繁荣，不仅密切了藏汉两族以及西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

　　明朝政府和元朝一样，十分重视发展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永乐五年(一四零七年)，朝廷特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会同护教王、赞善王等藏族首领，主持复置驿站事宜，以通使者。同时还派遣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等人赴西藏"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明朝又遣中官杨三保持谕阐化王及甘、青、川等地藏区大小首领，"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经过这样多次的修复与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元虞盗贼矣"!驿站的畅通，便利了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朝虽然采取普遍封赐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委托帕竹一派行使西藏地方政权。早在一三五四年，以绎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即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元朝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到了明朝，中央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帕竹噶举派在西藏地方的地位和作用。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员入藏，封当时的帕竹派首领章阳释迦监藏"灌顶国师"名号，赐玉印，给予破格的优待。次年，章阳释迦监藏遣人入贡。接受了新的君臣关系。明成祖即位后又钦差智光和尚入藏，赐帕竹地方政权第五任执政者扎巴坚赞以礼物。永乐四年(一四零六年)，明成祖敕封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玉印、白金、锦吊、巴茶等。此为明封五王之首。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施政措施时，始终十分倚重帕竹派的力量。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地方建立宗本制度，所任各宗宗本如仁蚌、贡喀、内邬、扎葛尔等，明朝皆授以宣慰司经历、都指挥俭事等官职，赐给诰印，使其既为帕竹的宗本，又成为中央的命宫。

　　帕竹地方政权虽存在了二百多年，但实际只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此后，帕竹所封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兴起，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维持了百余年的实力统治。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了仁蚌巴，西藏地方又出现了五十余年的辛厦巴实力统治时期。十七世纪初，辛厦巴·彭错南杰推翻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帕竹地方政权，在日喀则建立了第司(即摄政王)藏巴地方政权，亦称藏巴汗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仅存在了二十四年，于一二六四二年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推翻。

四、西藏自治区是什么时候归附中国的？

明代，噶玛噶举派逐渐兴盛，首脑被封为大宝法王。这个称号原本是给萨迦派的，明代给了噶举派，算是默认噶举派对西藏的统治。
而萨迦派被改封为大乘法王，虽然地位降低，依然是重要派别，传承至今。现在还有大乘法王。
最后黄教兴起，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被封为大慈法王，是格鲁派兴起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