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类型
从诗歌内容的角度来看，古典诗歌的考查基本类型有以下几类。①送别类。②怀古类。③思乡怀人类。表达对家乡或亲人思念为主。④战争或边塞类。⑤闲适类。⑥借景抒情类。⑦托物言志类。⑧爱情类。⑨民生类。
以上九种类弄，只要学生掌握住基本的阅读水平，在认真阅读原诗二至三遍后，基本可以定住类型。
二、定感情
意象找到之后，全诗感情自然显现。能够表现诗歌感情-色彩的词语有：愉悦、欢快、激愤、沉痛、悲愤、哀伤、悲凉、赞美、仰慕、惜别、依恋、豪迈、闲适、恬淡、迷恋、热爱、忧愁、寂寞、伤感、孤独、烦闷、坚守节操、忧国忧民等。
三、定主旨
即确定诗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这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同时也是诗歌鉴赏的核心。
诗歌的思想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忧国忧民、怀古伤今、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蔑视权贵、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登高览胜、惜春悲秋、忆友怀旧、思乡念亲、相知相亲、别恨离愁等。
扩展资料
特点
诗歌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诗歌的内容是社会生活的最集中的反映。
(2)诗歌有丰富的感情与想象。
(3)诗歌的语言具有精练、形象、音调和谐、节奏鲜明等特点。
(4)诗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行为单位，且分行主要根据节奏，而不是以意思为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歌
诗歌鉴赏就是从以下角度鉴定诗歌，分别是：
一、看类型
从诗歌内容的角度来看，古典诗歌的考查基本类型有以下几类。①送别类。②怀古类。③思乡怀人类。表达对家乡或亲人思念为主。④战争或边塞类。⑤闲适类。⑥借景抒情类。⑦托物言志类。⑧爱情类。⑨民生类。
以上九种类弄，只要学生掌握住基本的阅读水平，在认真阅读原诗二至三遍后，基本可以定住类型。
二、定感情
意象找到之后，全诗感情自然显现。能够表现诗歌感情-色彩的词语有：愉悦、欢快、激愤、沉痛、悲愤、哀伤、悲凉、赞美、仰慕、惜别、依恋、豪迈、闲适、恬淡、迷恋、热爱、忧愁、寂寞、伤感、孤独、烦闷、坚守节操、忧国忧民等。
三、定主旨
即确定诗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这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同时也是诗歌鉴赏的核心。
诗歌的思想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忧国忧民、怀古伤今、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蔑视权贵、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登高览胜、惜春悲秋、忆友怀旧、思乡念亲、相知相亲、别恨离愁等。
扩展资料
特点
诗歌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诗歌的内容是社会生活的最集中的反映。
(2)诗歌有丰富的感情与想象。
(3)诗歌的语言具有精练、形象、音调和谐、节奏鲜明等特点。
(4)诗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行为单位，且分行主要根据节奏，而不是以意思为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歌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知湖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曾任参知政事、此时已经隐退的张方平愤然草拟奏章，劝神宗爱惜“天下奇才”。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宋神宗很怜惜苏轼之才，本不愿对诗案进行深究。当多方的营救之声不时传来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心，特别是极为器重的王安石的话，他更无不听之理。于是他最后下决心了结此案：贬苏轼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把他当作政治犯发配到地方上去，同时还要接受当地官吏的监督。
一百三十天的监狱生活结束后，苏轼又获得了自由。当他一路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抵达黄州、住进一所破庙之时，我们几乎要洒下同情的泪水。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知，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这位汉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因为，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的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的相互激荡，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一段新的里程。有诗为证：
游东坡十一绝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概述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生活环境改变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