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广义的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包括今天的文学以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这是文学的文化含义。
狭义的文学，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这是文学的审美含义。
文学首先必须是一个语言文本，这个文本有它的存在形态，如语音，词语，结构等。它可以口头的形式代代传承下去，也可以文字作为载体传承，也可以印刷品，网络媒体形式存在。尽管载体各异，但都离不开具体的语言这一客观事实。
文学作品，由一个又一个修辞构成，当然，文学的基础还是文字、词语和句法，但是这些结构主义喜欢的东西，本身并不能形成“作品”，对它们的支离也让我们对文学更加难以把握。
确实得承认，修辞就是一种句法。但是纯粹的句子并非文学，只有被布满篇章、形成更强大的隐喻之后，文学才宣告出生。
扩展资料
文学与新闻作品是相互有交叉的，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新闻作品，又有很强的艺术性，文学性，所以文学与新闻作品是很难有明确界限的。
其次文学与历史作品也是难以明确划开界限，比如丘吉尔的演讲词，既是实用的鼓动性文章，有很有文学特色。
最后文学与哲学论著也不容易区分，比如英国的培根的《论人生》既有哲学道理也有文学意蕴，叔本华的散文集、哲学家萨特的哲学著作也很有文学意蕴，因此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粗略概述如下：文学的语言具有独特地表现力；文学总是要呈现审美形象的世界，这种审美形象具有想象、虚构和情感特性；文学传达完整的意义，本身构成一个整体；文学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闪耀着朴素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光辉的话，不是近代和现代人说的，而是九百年前范仲淹说的。 范仲淹是宋朝名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他抛下家室与韩琦一起镇守陕西，屡次击退了西夏、契丹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在那“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荒山野岭上，他也曾想过家，沉吟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诗句，然而他想到“燕然未勒归无计”，就在那里餐风饮露度过了半辈子。是啊！“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抒发了有志之士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繁荣富强，为拯救人民的疾苦而奋斗的慷慨感情，它激励了无数的人为国捐躯。 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明知前去谈判凶多吉少，考虑到“国事至此”，就“不得爱身”了。他置个人生于度外，几度挣脱元军魔掌，以期重整旗鼓，为国雪耻。临时还一心要挽救祖国。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发誓：“生不能救国难，犹为厉鬼以击贼”，还在一首诗中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 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忧国忧民的志士更是浩如烟海了。无数的革命先烈英勇斗争，以鲜血染红红旗，目的是“天下之乐”。斗争的幸存者，当他们看到革命胜利，人民翻身了，感到无比欣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更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还为了祖国人民进一步的“乐”――实现四化，正在“老骥伏枥”，真是“烈士墓年，壮心未已”呀！ 要“后天下之乐而乐”，必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只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加里宁说过，要成为自己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就必须先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时，他便成了自己幸福的创造者。此话正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具体解说。 我们这些小青年，高中刚毕业，对幸福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投身到为人民服务、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洪流中去，吃苦耐劳；在临终的时候，想到自己没有庸庸碌碌地虚度年华，为祖国的四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时，就会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现在有些人对“幸福”的理解，只囿于一己之利，报考大学“一不出省，二不渡江，三不过河”，丝毫也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打算。这种人最后只会到处碰壁，其“幸福”是最渺茫的，对社会不能有所裨益，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我劝告这种人，“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当于过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尔，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千万别做得比古人送差！ 唐代诗人高适说过：“男儿本自重横行”，主张有志男儿要为国效劳，奔走四方。有出息的前人尚能如此，更何况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呢？我们应赋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新时代的思想内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树立公而忘私的世界观，投身四化建设，为人民，为祖国，奉献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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