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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利润率的量度方法有三: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和净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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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单纯依靠武力夺取天下,维护统一,虽然军事上空前强大,所向无敌,但政治上却极不巩固,仅仅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这件事给汉代人以强烈震撼。从陆贾的《新语》到贾谊的《新书》,从汉初的黄老“无为”政治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柔道”安邦以及两汉无数政论家的对策,处处都充满对亡秦教训的反思。在大量反思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文武并用,威德相济,以利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汉高帝时,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从此,奠定了汉代“文武并用”的思想基础。汉文帝时,贾谊连续作《过秦论》三篇,深刻总结了秦代的立国之非、正倾之非和救败之非,着重指出秦代二世而亡的根本教训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国家虽然空前繁荣富强,但统治者仍念念不忘秦代的教训。如董仲舒、主父偃、吾丘寿王、严安、徐乐等等,都在上书对策中反复引证秦代暴政亡国的教训,借以探讨国家安危的根本。其中认识最深刻的是徐乐和严安。徐乐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渭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日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上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竞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日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汉书·徐乐传》)这就是说,阶级矛盾的激化与缓和,是决定国家安危的根本和关键。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严安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他说:“向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汉书·严安传》)正由于念念不忘秦代的教训,所以西汉政府能长期“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先后推行“与民休息”、“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巩固、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直到王莽代汉、托古政制、天下大乱之后,仍然是“人心思汉”,使东汉得以顺利兴起。东汉建立后,继续沿着“文武并用”的道路前进,兵儒结合,“柔道”安邦,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长期巩固、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并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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