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有去处了
头七一般是指指引还阳，七七是因为人死后不是马上投胎世和最后的判定，所以要在这段时间多多的为死者做忏悔烧纸钱等，以让死者有一个好的归宿
七七 女儿请客 过完七七后
再就是 百日 周年 忌日
人死后，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或称追荐)一次，前后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间俗信对此尚有种种讲究，如第一个“七”称头七，例由儿子为亡父(母)设木主焚纸钱，延请和尚诵经；二七则请道士还受生经；三七、四七俗称“散七”，可由外甥、侄辈来做；五七倍受重视，另有“回煞”仪式；六七由女儿备酒饭，无女则由侄女；七七称“断七”，由丧家供奉酒菜祭奠，并诵经除灵等。事实上，做七习俗并不是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丧葬礼俗的内容。
旧时，死者入敛以后，每隔七天进行一次祭奠，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俗称“做七七”。一七；亦称“头七”，丧家设灵座，供木主举行隆重仪式，受唁开吊，亲友除送挽联、挽幛、花圈以及钱币外，均到灵前上香叩拜，并劝慰丧纸扎等活动。二七、四七、六七、一般活动从简，由家人备酒馔，供羹饭祭奠，烧纸楮，请道士诵经等。三七、五七、七七、仪式较繁，除丧家举行祭奠焚楮烧包，请道士诵经拜忏，亲友均来吊唁。
大敛以后，要在中堂正中，搭个高台，台上一椅一桌，叫做“灵桌”、“灵位”。桌上一个香炉，一对蜡烛台，一盏菜油灯，并站着一对小型的纸扎的仙童玉女，摆在桌上。桌下一张踏脚凳，凳上一双死者生前穿过而质地还好的鞋子，桌前挂起的白桌帏。还有帛幡上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日，叫做“魂帛”，挂在灵位前。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认为死者魂魄坐在灵位上，因此桌上的灯要昼夜长明，叫做“灵前灯”，每日三餐茶、饭、面汤等供养，都如生人一般，俗叫“供饭”，也叫“礼鬼”。七七供满，正个灵堂便撤掉。这形式在温州叫“设灵帏”或“设孝帏”。
人死后，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或称追荐)一次，前后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间俗信对此尚有种种讲究，如第一个“七”称头七，例由儿子为亡父(母)设木主焚纸钱，延请和尚诵经；二七则请道士还受生经；三七、四七俗称“散七”，可由外甥、侄辈来做；五七倍受重视，另有“回煞”仪式；六七由女儿备酒饭，无女则由侄女；七七称“断七”，由丧家供奉酒菜祭奠，并诵经除灵等。事实上，做七习俗并不是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丧葬礼俗的内容。有关做七习俗的来源及其信仰内涵等问题，至今聚论纷纭，尚无定论。
民间相传，做七习俗始于唐初，大致情节是：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曾嘱咐太子：死后每隔七天须由亲人为其摆一次荐宴，烧一回纸钱，前后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灵魂得以顺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办，尤应丰盛，等等。太宗死后，太子遵旨一一照办。其后公卿百姓纷纷仿效，由此形成做七习俗。这种故事当然于史无征。有人指出，做七习俗虽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时已见有关记载，《北史·胡国珍传》：“国珍年虽笃老，而雅佛法”，及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从(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
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佛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佛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佛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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