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人性论、天人论、社会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学派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一、荀子的“性恶论”是其最主要的思想主张之一。即礼义等善良的品性和德行是靠后天的人为的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
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荀子？性恶》篇中，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所说的“性”是指与生俱来、自然而成的“自然之性”或生理本能。“伪”不是“真伪”、“虚伪”的“伪”，而是“人为”之义。荀子一针见血地指出：饥欲饱、寒欲暖、耳好声、目好色等都是人生儿具有的天然之性，但是如果不对这种天然之性加以人为的节制和引导，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夺、暴乱和相互残害。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想达到儒家追求的至善，就要人为地用礼义法度来制约人之恶性。
二、荀子的天人论 ，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之一主张“天行有常”、“人可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并没有迷信或畏惧于“天”，而是把“天”看作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运行的自然。荀子认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是由人自己的掌握和调控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天”来左右和预兆的。正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要做的就是要明天人之分，应天以治。
三、荀子的社会道德观，隆礼重法、人而能群、分等级而治是荀子的又一重要思想主张。
其中，“隆礼”最为突出。荀子是主张隆礼的，而且主张国家应分等级而治，尊君重法。荀子认为人之性恶需要用礼义法度来加以制约，这在《荀子》的《礼论》、《王制》、《强国》、《天论》、《非相》、《君道》等篇中皆有论述。如：《礼论》篇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此外，荀子在政治上主张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行“胜人之道”；在人生观上主张积极有为与正义原则；在修养观上主张修身为本，强调“学”，提倡“思”，重视“行”；在教育观上主张“以善先人者谓之教”、“尊师重教”、“君师合一”，也有十分进步的意义。
楼主问题不说清楚怎么回答啊
荀子在《荀子·性恶篇》中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非天真之意。非真则非善，故性恶则伪。但荀子虽持此说，却依然强调人心应当向善，“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篇》）。虽然荀子认为这是“矫饰”与“扰化”的结果。荀子认为要达到善，方法是人人可为的“积伪”，也就是积善。
性善性恶之外，尚有性无善恶说。然持性无善恶说者，并非绝然否定善恶是非，而也主张人心向善。如庄子便不讨论性善性恶，王阳明也谈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传习录》）可见，王阳明强调的还是善，且是至善。
还有一种观点便是认为性有善有恶，甚至将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善、恶、不善不恶三种。更有扯得还远的，讨论性一元与性二元。所谓性两元是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就是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类。性一元论则认为气质之性就是义理之性，也就是气理一元。
无论那一种观点，而总体上都在探讨人如何能善的问题。中国哲学无论那一家，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准则的统一，而中国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仁”，也就是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相处。还有一点便是知行合一，就是“践行”，“与理为一”，此“理”此“行”皆为善。而“与理为一”至关重要。
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大意
本篇阐述了荀子学说的基本观点，即人性恶。
在这段文字中，荀子首先提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人自降生时起，就好利、疾恶、好色。放纵这些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只有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所以古代的圣人“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之人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大意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性善，这是不对的。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它不需要学习和修饰，人性饥则欲食，寒则欲暖，劳则欲休。但在礼义的约束下，就能做到节制和辞让。所以，善是后天的、人为的。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目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也，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大意
礼义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圣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就在于他能约束本性，追求性情以外的事物，于是制定出礼义和法度。人们之所以喜欢善，是因为性恶，就象穷人想富有、卑贱想高贵一样。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隐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直木不待隐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隐栝矫烝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大意
孟子“人性善”的观点是不对的。善，是指正理平治，恶则是偏险悖乱。人如果天性善，那又要圣王和礼义干什么？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圣人立礼义法度，使人归于善。孟子之说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天非私曾、骞、孝已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已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大意
礼义是圣人制定的，但并非圣人的本性。这就如同瓦器是陶工造的，但不能说瓦器就是陶工的本性一样。如果人性本善，那就不会有夏桀之类的暴君，尧舜也就不可贵了。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大意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为什么这么说呢？禹能够成为禹，就在于他行仁义法正。如果现在的人都具有明了仁义法正的资质，都具备实现仁义法正的工具，那么他们也是可以成为禹这样的圣人的。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其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
中国传统哲学向来有人性本善与本恶的争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大概是孩童时期的人性是相近的，而后天的环境造就了人性的差异。相对而言，孟子的人性学说就要系统得多。孟子认为“生之谓性”，大致属于性善说，他还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均见《孟子·告子》）孟子称此四项为四端，而他认为四端皆发于自然，认为人性本善。不守此四端，孟子谓之非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所谓非人，畜生而已。端者发端，所谓赤子即此。能守端者便能守道，是谓善，亦谓真，故真即善，善亦真也。四端之中，智是对人、义、礼的限制与总结，爱人谓仁，知耻谓义，敬人谓礼，爱人、知耻、尊重别人不能没有尺度，是非之心就是要知道爱什么人，何事须知耻，何人须敬重。西方所谓博爱非善，以其泯灭了是非之心，不智。孟子又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也就是凛然正气，也就是不是一味爱人，也能恶人。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是之谓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历代文人志士，那些杰出的中国文化的精英人物，都有一种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敢于同邪恶势力英勇斗争的精神，他们将这种精神毫无保留的融入他们的艺术作品之中，使这些作品始终以抑恶扬善为主旨，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音乐戏曲，都充满了这种传统的精神意味。
荀子在《荀子·性恶篇》中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非天真之意。非真则非善，故性恶则伪。但荀子虽持此说，却依然强调人心应当向善，“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篇》）。虽然荀子认为这是“矫饰”与“扰化”的结果。荀子认为要达到善，方法是人人可为的“积伪”，也就是积善。
性善性恶之外，尚有性无善恶说。然持性无善恶说者，并非绝然否定善恶是非，而也主张人心向善。如庄子便不讨论性善性恶，王阳明也谈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传习录》）可见，王阳明强调的还是善，且是至善。
还有一种观点便是认为性有善有恶，甚至将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善、恶、不善不恶三种。更有扯得还远的，讨论性一元与性二元。所谓性两元是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就是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类。性一元论则认为气质之性就是义理之性，也就是气理一元。
无论那一种观点，而总体上都在探讨人如何能善的问题。中国哲学无论那一家，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准则的统一，而中国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仁”，也就是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相处。还有一点便是知行合一，就是“践行”，“与理为一”，此“理”此“行”皆为善。而“与理为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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