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序》云：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
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
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其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两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学者间多有讨论，至今意见尚未一致。本文拟略申管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阮元首先分析这段文字。他拈出“沉思”、“翰藻”二语，说：“《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记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与友人论文书》）又说：“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阮元将‘沉思’、‘翰藻’视为《文选》选录的标准。他没有言及“事”和“义”。大概在他心目中，“事”、“义”二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并不需要特别留意予以拈出。
朱自清先生批评阮元忽略“事”、“义”。他研究了西晋以来文章中“事”、“义”的用例，认为“事”、“义”即事类，指古事成辞；有的时候也指“比类”，可指日常事理。而《文选序》中这两句，不外乎“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殷孟伦先生认为“‘事’指写作的活动和写成的文章而言”，“‘义’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言”。他说，二句可直译为：“写作的活动和写成的文章是从精心结构产生出来的；同时文章的思想内容终归要通过确切如实的语言加工来体现的。”（见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又见其所撰《萧统评传》，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内。[1]）
齐益寿先生则认为，“‘事出于沉思’之‘事’，乃是指‘纪别异同’之‘事’；‘义归乎翰藻’之‘义’，乃是指‘褒贬是非’之‘义’。”他认为《文选序》中的这两句是说：史书序述，都是要透过史家的史观、史识、史德所“沉思”出来的，所以是“事出于沉思”。而史书中的赞、论，含有褒贬是非之“义”，这褒贬是非之“义”是要以精练华美的辞藻来表达的，所以是“义归乎翰藻”。（见齐益寿《〈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收入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古典文学》第三集内。
1）
以上三位先生都对“事”、“义”二字的含意作了解释。虽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大体上相同，即都把“事”、“义”或“义”看作文章中所包含的东西：朱先生说“事”、“义”是文章中所包含的典故、比喻，殷先生明言“义”是文章的思想内容，齐先生说“事”、“义”是序述赞论中所记的事和对人物事件的褒贬。然而殷先生对“事”的解释却有所不同。他说“事”是指写作的活动，也就是说，是指写作行为，是指写文章这件“事”，而不是指文章中所写到的、所包含的“事”。殷先生这一看法，我认为非常正确。《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属文之道，事出神思。”
正可与“事出于沉思”相比照。两句中的“事”都是指“属文”这件“事”而言，并非指文章中所写的“事”而言2 。
日本国学者对这两句话也进行了讨论，一般也是将“事”、“义”理解为文章中所包含的东西。例如小尾郊一先生《昭明太子的文学论——以〈文选序〉为中心》3说：“‘事’和‘义’说的只是同一事物，是指赞论序述文章本身，是指说它们的内容。若勉强分开来说，则以文章包含的内容为中心，称之为‘事’；以贯穿文章的思想感情为中心，称之为‘义’。”又如清水凯夫先生《昭明太子〈文选序〉考》4说：“在《文选》编辑的当时，作为对举使用的‘事’和‘义’，一般是表示事实、事情、内容和贯穿其中的道理、思想、意义。因此，《文选序》的这两句话，应解释为内容出自‘沉思’，其意义归于‘翰藻’的表现。”
我觉得把“事”、“义”理解为文章中所包含的东西并不恰当。不过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很有值得注意之处：小尾先生指出了“事”和“义”说的是同一事物。他分析《文心雕龙·铭箴》“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时，明确地说：“在这里，‘事’和‘义’的用法完全相同。”这一点很重要。至于清水先生的论文，广泛搜集梁代文章中“事”、“义”对举的例证，共举出萧统、王筠、沈约、任昉、萧纲、萧子范六位作者文章中的例子共十例。这对于探讨、研究当然是大有裨益的1。
下面申说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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