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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蒙古人属于东胡族系。东胡是后来退居辽西的乌桓人和东汉以后崛起的鲜卑人的祖先，蒙古人的远祖。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胡，根据历史记载，东胡的称呼反映出蒙古人和匈奴人一样是胡，因为其分布在匈奴东部而曰东胡。
马利清副教授认为，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蒙古中部、东部的石板墓文化的使用者可能是匈奴和东胡的共同祖先，匈奴和东胡在种族上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他们在种系上是同源的，地域范围上是接近的，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由此推及：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当然，并不能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在时间上已经相距非常遥远。
匈奴主体民族起源于蒙古中部地区
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最集中的、与匈奴文化特征最接近的遗存是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文化。马利清告诉记者，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匈奴墓在墓葬石结构这一点上确实是继承了石板墓的特点，并且在葬俗、物质文化特征上较多地继承了石板墓的一些传统。
据资料记载，石板墓葬平面近似长方形，个别也有正方形、梯形或者平行四边形，均以石板为葬具，石板的上端高出地表。这些墓内遗物很少，有的是空墓，只发现一些陶器残片、珠饰、蚌刀、石镞、石叶、石锛、玉璧及零散的人骨。墓群地表直立一块长方形石标，无刻字和图形。
匈奴墓葬地表多树立石头标志或者土石封丘，墓穴四壁贴以竖立的石板或者大石块，随葬青铜装饰品、马具以及金银器、玉石串珠、贝、骨器、陶器，普遍殉牲。石板墓的一些特征后来成为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
匈奴和东胡起源—氏
那么，匈奴与东胡两者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匈奴语边界的意思）。” 可见，匈奴与东胡是两个相邻的不同政权。
疑点仍然很多
尽管大量资料总结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明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但是与此同时，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蒙古中部石板墓与匈奴文化更为接近，然而东部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在血统上和面部特征上存在着差异。前苏联专家鲁金科的研究结论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中的头骨在面部比例上与匈奴人头骨有较大差别。他指出，匈奴文化与前期的石板墓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的体质构成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联系。
看来，来自不同地区的石板墓人类学标本对于研究其与匈奴文化的关系的影响颇为不同，石板墓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还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马利清副教授告诉记者，事实上，石板墓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石板墓时代和分布范围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葬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目前，对石板墓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笼统地说匈奴文化起源于石板墓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
总而言之，似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匈奴人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多的联系，匈奴人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差别较大，这或许就是匈奴和东胡两个不同政权建立的基础。
另外，马利清副教授向记者强调，国内外考古出土资料和人类学头骨鉴定结果已经证实，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很接近，都属于蒙古人种当中的北亚类型。但是，人种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种和蒙古民族不是一回事。识别民族的主要依据是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侧重于对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考察；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一般以肤色、眼睛的色素和形态结构、发色，以及颅形、面形、鼻形、唇和血型及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着重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在人种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人种的地理分布相对固定，然而民族的形成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语言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的比较等等。
好了。。。。
关于匈奴的起源是国内外学者互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首先，一部分学者坚持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观点，认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1认为匈奴即夏族。比如吕思勉在《匈奴文化索引》中认为认为匈奴即夏族可信。另外，王国维在《鬼方 昆夷 猃狁考》中认为，商周时期的“鬼方”“昆夷”，宗周时期的“猃狁”，春秋时代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等都与匈奴同种，实为一族，只是各个时代的名称不同而已；但是也有人比如黄问弼在《古代匈奴之研究》中认为“鬼方”“荤粥”“猃狁”并非匈奴，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地，并非同族。以上这些说法、见解各不相同。每种观点所持的证据一般都是来源于先秦与两汉的文献资料，但是关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族源的文献资料遗留下来的并不多并且都是支言片语，有许多记载它的真实性尚不无可疑；而学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诠释。以至于相互争辩无有定论。在此，我同意第二种看法即匈奴非“荤粥”“鬼方”“猃狁”。
我国境内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根据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在战国以前，这里曾先后出现过“荤粥”“鬼方”，“猃狁”等氏族或部落，他们相互征战，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并与华夏各族有着经济文化联系。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北逐荤粥。这个记载，反应了北方游牧民族在遥远的古代就于中原华夏各族接触的事实。到了夏朝，荤粥与夏族为邻并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时期出现了鬼方。“鬼方”是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古代少数民族。见于甲骨文，金文及《易经》《诗经》等古籍。鬼字有“隗”“溃”“愦”等异写。而“鬼方”也往往与“昆戎”“昆夷”“串夷”“狄”“洛泉”等相互混称。主要分布与山西，河北南部，而势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支流洛水，泾水一带。经营畜牧业，善养马。远至商周，下至春秋与中原一些王国有战争，为殷周之强敌。当时“鬼方”的势力相当强大，自契至商汤八次迁都应该也和“鬼方”的骚扰有关。武丁时期曾和“鬼方”进行了三年战争，才打败“鬼方”，“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2。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交往，并且通婚，周以后不见于记载。
西周时期，猃狁活跃起来。根据文献记载，猃狁经常向周朝进行侵扰，给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苦痛。当时诗人曾为此发出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不启，猃狁之故”，3的哀叹！公元前八世纪，周宣王多次出兵抵御猃狁的进攻，并在“朔方”建立城堡。诗人曾描写当时抵御猃狁的情况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南仲为人名），猃狁于襄（打败了猃狁）”4。
史籍中对“鬼方”的材料记载不多，但从这仅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约略知道“鬼方”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那么后来出现的匈奴与鬼方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匈奴早在公元前7—8世纪就已经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的发源地在草木茂盛多禽兽的阴山河套地区，最初的经济政治中心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5在这片广大的沙漠上，少水草，气候干燥、严寒，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6“地涸泽（碱）卤，不生五谷”。7惟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是其苑囿也”8这里依山傍水，气候适宜，黄河两岸沃野千里，是畜牧和狩猎的好地方。所以阴山一带是匈奴社会经济发展的摇篮之地，水草丰富，不仅适宜于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适于农业的种植。因气候严寒、人民又迁移无常，这样大大的锻炼了匈奴人民的性格，能吃苦耐劳、善于骑马射箭，匈奴的自然环境特点对匈奴社会的发展起了一些影响。而黄河以南的所谓“河南地”，离秦国都城长安，最近处为七百里，与内地联系比较方便。匈奴凭借这些有利条件，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游牧经济，同时利用各诸侯国逐鹿中原，无暇北顾的时机，在今天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发展和壮大起来。
由此可见“鬼方”“匈奴”都是中国古代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虽然它们在宏观上也会有一些交叉、整合之处。这种交叉整合说的是部族之间并不是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也会有一定的交往和战争。而这种宏观上的交叉正好说明了各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的一种历史联系。究其细微差别我们可以得出：“鬼方”族源发祥于今天的山西、河北南部，而匈奴族源则发祥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阴山、河套、大青山一带。族源发祥不同就不能说它们属于同一民族，鬼方也不是匈奴不同时代的名称。但是，两者之间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吗？难道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吗？它们之间有着相似的经济生活习俗，又作何解释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荤粥”、“鬼方”、“猃狁”的名称都不见于记载了。文献上出现了“戎”、“狄”，它们分布在黄河流域、大漠南北。“戎”、“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荤粥”、“猃狁”发展演变而来。民族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各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这种族名的变化，反映了各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包含着众多的氏族和部落的分合聚散的历史内容。这时这些“戎”“狄”有的分布于黄河流域有的分布于大漠南北。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戎”，“狄”有的聚居于华夏各族之北，有的散居于华夏各族之间。他们于华夏各族接触频繁，有时和平交往，也不时发生战争。而他们自己各族之间也时战时合。因而在这种互相交往和互相征战中，不断趋于融合。在长期的互相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戎”“狄”，因社会发展较快，力量较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其他的“戎“狄则处于配角的地位。到了战国时期散布于黄河流域的“戎”“狄”，大部分都被华夏各族及其建立的强大诸侯国兼并。有的则迁至大漠南北与原来居住那里的“戎”“狄”结合在一起。到战国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民族、部落相互逐渐融合聚集，出现一些部落联盟和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匈奴与东胡两个大的族系。
匈奴就是通过这种融合过程，于公元前4世纪强大起来的。所以匈奴的族源应包括“荤粥”、“鬼方”、“猃狁”、“戎”、“狄”、“胡”在内的原先活动在大漠南北的各族，但不等于说后者是前者的翻版与复制。很难说匈奴来源于单一的民族与部落。不过在匈奴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比其他的部分先进，力量也较大，因此在整个部族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起着主导作用。随着部族的形成和发展，匈奴那一部分，就以它本族的名称总括和代表整个部族。其实，匈奴内部本族的民族成分也是很复杂多样的。如休屠、宇文、孤独、贺赖、羌渠以及三木楼訾等部，都是匈奴内的构成部分；而各部之下众多氏族，如虚连题氏，呼延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郎氏、粟籍氏、沮渠氏等以及所谓的“别种”“别部”都未计。这样的复杂的民族构成，正是匈奴族内由众多的氏族和部落聚集，结合和形成的有力证明。与匈奴并起的东胡族和以后相继在大漠南北兴起的乌桓、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族，其族内的民族成分也是如此复杂，可以作为旁证。另外，从“荤粥”“猃狁”“匈奴”的语音进行分析比较，这三个族名可能是一音之转，尤其是“荤”“猃”“匈”这三个字，可以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语音的不同译法。而匈奴的“匈”字与战国秦汉时代就作为匈奴专用名称的“胡”字，如果急读，也属于同一语音，与英文文献中“Huns”的“Hun”，罗马文献中“ Hunni”的“Hun”也都是一个音。因此，我认为，形成匈奴的主体部分就是在上述诸族的基础之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匈奴是由“戎”“狄”“胡”等多种民族成分经过“民族一体化”进程，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新个体”。
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三国相继筑造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当秦始皇统一中原时，匈奴头曼部已经成为北方草原的一股强大势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占了河南地（今天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乘胜渡过黄河据守阳山（今天临河县西北狼山）和北假（今天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地区）。在秦军的进攻面前，单于头曼无法招架不得不放弃河套地区及其政治中心头曼城向北退却七百余里。秦以河为塞筑四十四个县城迁移内地人民到河套地区屯垦，同时把原来三国的长城重新修整并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天甘肃岷县）、东到辽东，号称“万里长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架崩，诸侯叛秦，中原大乱。匈奴趁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除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在位，控弦之士三十多万，南并楼烦、白羊王，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新犁各族。老上单于冒顿，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人。乌孙人迁徙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实为匈奴属国，又役属西域城郭诸国。于是匈奴的疆域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在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政权的建立也标志着匈奴民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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