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找个方法把国人吸引住
在美国和日本阅读率都很高，地铁上飞机上休闲间都能看到很多人手拿一台kindle 或者实体书看书，在美国kindle的销售量是很高的，而国内很少有人用电子书工具，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kindle是什么。日本的地铁上也是很多人拿着小开本，在国内的地铁上很少有人看书，网上雷人视频倒不少。我每次坐飞机往返美日中，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看书，而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睡觉和拿着ipad看电视剧。以前也看到有过相关统计说在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阅读率比中国的高了不只一点点。 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常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在西方国家的切身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那个年代没有电子书，日本一样有很高的阅读率，为何？ 回答一：张英锋 其实和经济落后、生存压力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越是渴望改变现实、渴望在竞争中胜出的人，越是应该看书学习，以提高个人的筹码。提问者补充的明治维新的例子就很好。 核心是阅读动机，中国人在应试教育中将阅读的乐趣消磨殆尽。 我观察过很多新进公司的员工，当离开学校没有应试压力后，再也不看书！因为应试是一种奖惩手段，逼着很多人看书，但是当奖惩措施没有后，看书的动机就丧失了。 爱读书的人，他们读书的动机在于阅读的乐趣，是可以持久的。 其次是阅读习惯，从小到大就没有形成阅读的习惯。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形成习惯很重要，在家里，家长如果不读书，整天赌博、看电视、闲扯，怎么会让孩子喜欢读书？当然，这和文革有极大关系，10年，可以让整个民族失去阅读习惯。 在学校，教科书或教辅书的可读性太差，无人愿读，但为了应试，老师家长又反对看课外书，所以学生无书可读。读书成了剥夺个人自由的代名词。更可怕的是，一听要看书，就有抵触情绪，就觉得很累很无聊，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形成了条件反射！ 所以你在火车上、飞机上、汽车上，中国人宁愿睡觉、打牌、闲扯，也不愿意读书，大家都想休息一会，这是仅剩的自由。 但有读书习惯的人恰恰相反，在这些环境能做的事很少，肉体上虽然没有自由，但读书可以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徜徉在思想的王国，乐趣实在太多。 最后是阅读环境，缺少多方面的正面影响 读书是需要环境支持的，家庭藏书量是关键的因素。家里如果有大量的书可读，孩子自然会去读。但很多家长是家里没多少书，又不愿意给孩子买书，理由是“买了孩子也不看，纯粹浪费”。其实孩子有没有买书的自主权，如果书是孩子自己选的，读书可能性很大。 如果在公共场合，当你想读书时，就有人鄙视你装B，在众人面前表演爱读书。为了不虚伪，只能不读书，虽然时间浪费了，但至少自己没被周围的人鄙视。 结论：中国人潜意识里认为读书是剥夺个人自由，不读书就是重获自由 但在正常国家，读书是获得精神自由的途径，阅读习惯是改变命运和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素质，从家里到公共场所都是适合读书的环境，大部分人都在读书，你不读书说明你素质低。 但在天朝，读书人就是书呆子的代名词，多可悲。 值得庆幸的是，有网络。大家之所以愿意上网，就因为上网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阅读过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这是一种享受自由的过程，也满足了现代中国人对信息的渴求。所以沉溺于网络不一定是坏事，网络文学这不也发展起来吗，知乎这不是也有了吗。所以网络不是阅读的竞争对手，只要在获取知识，用什么方式并不重要。 回答二：清流 我说这个可能会比较挨枪，但首先我觉得我们和外国人阅读率上的差距确实有，但没有那么离谱，而且这其中也有很多原因，并非国人是否好读书，还要看是哪类书、哪类读者。 就我在美国的感受，美国虽然普通大众都读书，但多是读通俗小说，就类似于咱们大众读些鬼吹灯、盗墓笔记、还珠格格、我拿什么拯救你XX之类似的，他们是捧着书读，那我们的读者在天涯上追连载也追得很奋力啊，追着打着作者要看啊。一个是纸媒，一个是网媒，所阅读的内容数量和质量上其实没有那么显著的差异，并不是捧本实体书才叫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其实阅读差距不大。当然，对我们的书商来说，由于这类书民间阅读量最大，在网上却可以大量免费读到，对他们的收入冲击是挺大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我们网上盗版成风，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图书审查制度太复杂，作者折腾不起，干脆发在网上，一样出名嘛～） 实际上会去读 non-fiction，就是非小说类读物的，属于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的那种（就是说不是小说，但通俗易懂、内容浅显、朗朗上口……比如什么中国不高兴、微表情、味道台北之类），美国这边基本以生活已经比较稳定的中产且有过较高教育经历的人群居多，这跟我们读这类书的读者群也差不多。但不得不说，美国整体这个人群占人口比例比我们大太多了，所以从阅读非小说类读物的经济和教育基础上，我们跟美国有差距，经济教育达不到那个程度，又一定要我们的国民跨社会阶层、跨教育程度读书，这就有点难度。 实际上真正在读有学术性、有深度、教育学习内容密度高的书的，哪个国家读者都不多。美国这边多数也就是你干哪行，读哪行，做美术的呢，家里总得有几本设计、画册什么的，做编程的呢，家里总得有几本JAVA、C++什么的吧，跨学科读学术书的则少之又少，专有名词你也看不懂啊。真正藏书殷实，而且藏的书多数还是读过的人家，在哪个国家所占比例都很低。当然，我们文革时候又干掉了一批这类人，加上我们很多大学图书馆不开放，公共图书馆学术类藏书经常没有介绍信还不外借，可是学术书一般又比较天价，普通人即使有兴趣也买不起、没有地方去看，日常生活中无从接触，阅读上有差距也就没办法了。总不好让人家为了读书倾家荡产。 最后就是，那总体上来说，我们跟美国读书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我们的教育不鼓励读书。我记得在美国小学实习，一年级老师就教给小朋友：读书很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多读。并且美国的教育整体是建立在阅读+讨论上的，而非授课+考试上的。小孩子从小阅读量就大，学习主要靠读而不是靠听，长大了让他业余再读点轻小说，小case嘛。但即使这样教育出来，也有一出校门就再也没读过书的人，因此也不得不说，阅读上还是有个人差异的…… 回答三：张佳玮 谢邀。 我国历朝主流观点，读书都是求仕进、求就业、求显达，大家都习惯把读书当苦差，不复享受了。 我国近年对读书人、理性和知识这些东西，相当不友好，而且是自上至下的不友好。朝廷简直就差打出字样“尔等不要读书，或者只许读朕允许你们读的书”了。 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很少教导人如何寻找好书，并从中获取乐趣。 读书并不是能“立刻收获快感和优越感”的事情，相比于看电影和打游戏。 所以了：读书既然是件苦差，乐趣来得少又慢，读书人本身又容易被当怪物，自然阅读率就低了。 换个例子。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了，中国是世界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很不符，因何当前中国国人陷入阅读危机？
从传统上说，阅读一直停留在精英层面，没有形成全民阅读的传统。
其次，即时的在线浏览正在取代传统青灯黄卷式的经典阅读。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正成为阅读新趋势。这种阅读方式虽然有较为快速、及时等优点，但也存在容易令人产生思维惰性、缺乏系统思考和判断能力等弊端。
再次，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心变得浮躁。生活压力大，让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再去思考书中的要义，也很难有兴致去探索哲学的命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阅读当成是获取信息的途径。
国人的“阅读危机”还表现为阅读的功利化。一直以来，升学和就业成了国民教育的主要追求，学生就形成有用的书就读，无用的书不读的功利阅读观。这样把读书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对读书本身感兴趣。
最后，部分国人阅读量少与个人需求有关。中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阶段，忙于各种事情而无暇阅读是一部分人阅读量少的原因。一个人的阅读量还与他对阅读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相关。如果认为阅读与自己的生存状况关系不大，或者阅读反而会影响生存状况的改善，他就没有阅读的需求和积极性。
不久前，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内掀起了一股“莫言热”，但要拉动国民阅读水平，仅靠莫言一人，那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应该抓住当前莫言“阅读热”的契机，想方设法，把这个“短热”转化成为“长热”，把针对一个人的“快热”，转化成针对更多的作家作品、更宽广领域经典之作的“慢热”。
“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论断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说它令我们感到振聋发聩甚至痛心疾首，并不为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国当真已经成为“世界上年人均读书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了吗？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
“4.3本”是怎么得出来的？
“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传统纸质图书4.35本，这是我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得出的结果。”徐升国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隶属新闻出版总署，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于去年年底进行，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发布调查结果。
徐升国介绍，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开始于1999年，现在每年进行一次，是一项对国民文化消费的长期跟踪调查，有央视市场研究和零点调查公司等专业公司参与，采用国际上社会调查的标准体系，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50个左右城市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得2万个左右的样本，调查问卷的设置涵盖图书、期刊、音像、网络、手机等载体和途径以及公共阅读服务、读书节、农家书屋等项目，已经被视为我国国民阅读的风向标。
与这个数字在各类媒体上被用来“警醒世人”不同，专业人士眼里，“4.35本”的结果无惊无喜，“去年的调查结果是4.25本，前年是3.88本，2008年是4.75本，所以总的趋势是在徘徊波动中趋稳，但也不值得乐观。”徐升国说。他表示，阅读量下降是全球性的趋势，对此的担忧并非国人所独有。但是，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我们确实偏低，跟传统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地位不相符。当下的读书风气和氛围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知识无用论”似乎愈演愈烈，阅读少尤其年轻人不读书是我们切实的所见、所感。
我国何时能有全国性的阅读工程？
在国外，阅读被当做“总统工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由元首、王室出面倡导阅读。英国政府拨款数千万英镑资助“阅读起跑线”项目，给每一位妈妈和低幼儿童发放内含绘本、笔、贴纸等的大礼包，这一项目已经被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借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已引进。英国还有“1英镑购书计划”，每个孩子都可以领到1英镑，去书店购买指定的、定价为1英镑的图书。
而我国内地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的全国性此类活动，往往仅限于某一地区。比如北京阅读季、上海读书月、深圳读书月、杭州西湖读书节、苏州读书节、陕西三秦读书月、湖南三湘读书节、广州岭南读书节、新疆天山读书月、内蒙古草原读书节等。也有部分社会资金开始以慈善的方式进入阅读领域，如段永平的“心平基金”在学校建的书屋等。“三叶草读书会”等民间读书组织也纷纷成立。还有一些商业机构以产业方式进入阅读领域，如“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亲近母语阅读中心”的成立等。此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和21世纪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纷纷以新的业态和方式促进阅读，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的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等。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上至政府官员、领导、出版社、文化部门，下至妈妈、宝宝、儿童、学生，都应该重塑对阅读的认知，而国家应该把阅读当做一项国家战略，早日设立国家读书节和国家阅读基金”。徐升国透露，聂振宁、冯骥才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多次提议，希望尽快得到批准。
数字阅读势如猛虎，为什么却不被计算在内？
近年来，数字阅读的迅猛发展令专业人士也始料未及。1999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国人的上网率才3%，数字阅读无从考察；2011年，上网率增加到54.9%，数字阅读率达到40%，手机阅读率达27.6%。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国民数字阅读人均读书仅1.42本。
徐升国说，数字阅读之所以没有与传统阅读合并计算，首先因为数字阅读的统计是不能以“本”为单位的，很可能只是部分章节、段落；此外，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这两种形式有较大差异，比如，手机阅读的可能是书，更大的可能是报纸、刊物。也不能以传统纸质阅读的监测手段，监测数字阅读的阅读量。
“数字阅读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和检测，但是目前全世界对数字阅读的关注结果都认为，还不能简单地说数字阅读好或者坏；数字阅读目前也不能取代传统阅读，因为其还有明显缺憾，比如可能损害儿童的视力；往往因超链接的存在，不断分散读者注意力，使其无法专注于阅读本身；数字阅读也容易导致碎片化和浅阅读。”徐升国的观点是谨慎的。几年前，iPad刚刚出现时，有人曾经说：iPad是阅读的杀手。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这并非危言耸听。
莫言获诺奖对全民阅读会有多大的拉动作用？
据悉，出版机构“精典博维”获得了莫言作品3年的版权，将在3年内出版约包括20本书的《莫言文集》，定价七八百元人民币，希望卖出100万套。徐升国算了一笔账：“虽然文集主要用于收藏，但假定每套书都有两个人阅读了其中一本，最终可以拉动当年全民图书阅读率上升0.001，就是说，如果要将人均读书数量从4.35本提升至4.36本，约需要10个莫言。”当然，此结果没有把重读旧书、购买单行本以及通过数字方式阅读的莫言小说计算在内。
从世界出版界来看，一个新的超级巨星的产生，对阅读的拉动作用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共7部，已被译成70多种语言，在200多个国家销售数亿册，其中每一部的出版，都会让全球出版界震动一下，而这一年如果没有一部新书诞生，全球出版界的产值都要下降一点。
徐升国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策划如何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和起点，推动国民阅读潮流和阅读时尚。“不管在什么程度上，这毕竟是一个机遇。”
不久前，徐升国所在单位与中央文明委联合开展了向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1万人赠送一本书的活动，这1万人最想得到什么书的统计结果令人吃惊：《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和《红楼梦》位列前三。徐升国认为，国民对文学阅读有这样深刻而广泛的偏好且阅读水准和品位如此之高，使人对文学阅读拉动国民整体阅读水准、对国民阅读的前景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