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缓慢
政治：专制主义的阻碍
思想：八股取士、文字狱
对外政策：闭关锁国
主观：明末起初的进步思潮没有对未来社会描绘蓝图；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
1，中国的专制统治历史悠久，从战国时期开始奠定开始，在秦朝成型，到明末也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那些理论上的、逻辑上的等可能出现的对于君主专制不利的疑点、突破口等都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一个人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君爱国是最基本的时期，这和儒家的三纲五常等彻底融入到每一个文人的教育中，就算会对此批判，也难以形成潮流，而且也不可能大范围的否定。而西方则完全没有君主专制的完备理论，毕竟君主专制在法国，只不过15世纪才真正开始，到17世纪初才真正成型，到启蒙运动根本没有多少年，所以思想根本没有禁锢，自然能出现较大的思想运动。而在中国，就算要批判圣人之言，也必须要用圣人之言，怎么能形成像启蒙运动那样的运动？
2，各种政治学说频出、碰撞的时候，其实是新的政治阶层出现、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时候，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处于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封邦建国制向君主专制制转变的时期，当然前者是根本（社会形态）而后者是表现（政治制度）。同样外国也是这样的，希腊的各个哲学家都是在稳定的奴隶制共和国、帝国建立前的探索，而马其顿帝国建立之后就基本没有了；文艺复兴还有启蒙运动都是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出现的。同样，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其实也是同样的，是资产阶级出现萌芽或者说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时的思想碰撞。而这样的思想碰撞有多激烈，全看新兴阶层和旧的阶层相比力量如何，新兴阶层弱小，思想碰撞就很小；而新兴阶层强大，思想碰撞就会非常强大，甚至伴随着暴力，比如启蒙运动。而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非常脆弱，完全比不上大地主阶层，甚至连小地主阶层都比不上。所以这个思想碰撞就很弱小，也就难以形成像启蒙运动那样的规模。
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宣传人文精神。时间是在14世纪。随后，15世纪是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迎来了技术发明的高潮。然后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些都发生在西方，人们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自由创新。
新航路的开辟，西方随后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逐渐强大起来。但那时的中国（明清时期），农业还是中国的经济主体，男耕女织是当时中国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刚萌芽，在寻求海外市场，但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
18世纪中期，一场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后来逐渐向欧美国家扩展。在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欧各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大力鼓励科学研究。当时的中国因实行闭关自守，已经和时代脱节了，而且中国人不崇尚科学。
我是正在学习社会的八年级学生，这些内容是自己总结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人们印象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好多年了，但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完全不同。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主要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欧洲出现这个口号，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说通俗一点，就是农奴不属自己，而属于农奴主，是封建农奴主的附庸，启蒙家提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让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获得自由身。这现象中国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是农民不是农奴，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自由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他们虽然在经济上接受地主的剥削，但与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个全部由自由民组成的国家还怎样让他们自由呢？中国不需要自由启蒙。
其次，中国平等启蒙吗？也不需要。平等指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平等，欧洲启蒙家提这些口号是因为在欧洲，这些方面全不平等。
第一是法律不平等的问题，在欧洲，国家没有统一的司法体系，司法权利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农奴主和教会，既然司法权属于这些人，那怎么让农奴与他们实现法律平等呢，我们再看政治权利，在西欧，土地和爵位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贵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贵族，农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农奴，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怎么能有政治权利平等呢？我们再看经济方面，经济主要是指税收，在西欧税收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当然很多就是小商贩）与封建贵族，还有封建教会的税收是不同的，这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不平等，这才有了要求平等的启蒙运动。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很多做不到），国家有专门的官僚负责行政司法工作，中国的地主、官员与农民都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这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再看政治权利，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完全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来自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经济权利，也就是税收，在中国税收也是平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此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各阶层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国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平等”的启蒙。
最后，我们看“博爱”，“博爱”是翻译词汇，直译应该是“爱人”，博爱精神，也就是爱人精神，中国需要这种精神的启蒙吗？也不需要，启蒙家要提倡爱人精神，这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时欧洲处于宗教专制时代，宗教专制其实就是教会专制，欧洲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主张“爱神”精神，教义要求人们爱神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自己的朋友，但人类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只好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成了人间的上帝，教会旨意也就成了上帝旨意，人们爱上帝，就只能接受教会的摆布，欧洲教会是拥有司法权利的，你不服从，教会就对你进行审判，很多着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这样被教会审判了，启蒙思想家，提倡“爱人精神”实际是与基督教的“爱神精神”对抗，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从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教会，中国相信的是自然神，抬头三尺有神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就算是佛教也是很慈悲，很宽容的，也是多神宗教，这与西方那种十分狭隘的一神教完全不同，并且佛教经过改造后，与中国的本土神，毫无冲突，中国从来也没有教会专制，并且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因此中国不需要别人启蒙我们“爱人精神”。
中国古代史已经远去，与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不该再提它，然而如果要完整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史，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思想家当作圣人看待，而近代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经济学思想等，这些在学术界也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听起来，肯定不敢相信，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世界文明交流史研究的太少。
如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笔者不是新儒家的代表，对研究国学也无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任何思想都有传承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另外在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