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遭受失败，按照中英《南京条约》，中国要赔款两万一千两银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列强第一次赔款割地。妄自尊大而内囊空虚的清王朝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一时慌了手脚。根据条约规定，赔款要按期在上海交付。清王朝哪有那么多资金？当时的国家财政是靠各省每年上缴国库税银来维持，两万多两白银的赔款只能向各省摊派，如何按时运到上海也成了难题。雷履泰得知这一消息，就和清廷大员联系，表明“日升昌”愿意承揽这一汇兑任务。消息传到官廷，道光皇帝和众大臣并不相信“日升昌”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时间紧迫，清廷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交给“日升昌”试试吧。没想到“日升昌”靠各分号运作，按期完成了任务。消息反馈于北京，道光皇帝很吃惊，感叹地说：“好个京都‘日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后来，这句话又由大臣们传递到雷履泰耳朵里。雷履泰想，这是难得宣传票号的机会。皇上金口玉言，这话传出去该有多大的广告效应！于是他不惜重金贿赂清廷官员，帮他请道光帝给“日升昌”题写“汇通天下”四字金匾，没想到道光帝果然答应了。于是，在北京“日升昌”分号门额上就悬挂上这块金字匾额。
这段轶事，自然是口口相传，没有什么文字依据。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断倒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日升昌”票号第一次染指朝廷的汇兑业务，意义非同寻常。从票号事业发展的角度讲，能做皇家的生意，靠官势壮大商势，取得一些商业特权，肯定是省力又赚钱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从市场运作的规则讲，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这段不见经传的说法，还有许多疑点，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南京条约》有一重要规定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五口中的上海，也就是上面说的缴款地实际上还不是国际贸易中心，因为上海当时还没有开埠。1843年11月17日，《南京条约》后上海才正式开埠。更重要的是，据资料记载票号此时还未在上海设庄，怎么可能将各地的赔款银子汇兑过去呢？上海具有海上贸易中心的位置，国际货币清算中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初，此前，票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中心是苏州，据统计，1872年上海已设立票号的有“日升昌”、“蔚丰厚”等二十二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在1843年前后将巨款汇往上海根本就没有可能。
另外，《南京条约》并没有写明交款地点，也不是一次缴清。数量是两万一千两银子，还需要折算。这对于刚刚成立二十多年、和外币未必打过交道的“日升昌”来说，是否现实也是疑问。对于道光字迹，也需要有研究的书法家做鉴定。所以，“道光题词说”疑问多多，难以当真。但如今蓝底金字的“汇通天下”的金牌匾挂在那里，不论究竟是谁写的字，用它来形容票号的实质和历史功绩，实在是最确切不过了！又何必非弄清当初原委呢？
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有一块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汇通天下”，牌匾上没有题跋也没有落款，这就使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由谁写的呢？又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挂在这里的呢？这“汇通天下”四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道光末年的时候，日升昌除了它的总号以外，它在全国有二十七个城市建立了分号。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1900年，天津当时的资金存量大概是三千万，票号就占一千万，占1/3。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同济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国外或者亚洲、东亚一代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山西票号在中国国内有400家左右，可是还有三个国外的，分别是日本的神户、日本的东京、韩国的仁川，1907年左右设立分行。
日升昌是晋商开办的第一家票号，它开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23年前后，由于资格最老，后来生意又做得实在，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它看作山西票号的代表和象征。据说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曾与日升昌并列于一块招牌之上，日升昌汇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敢于挂出这样招牌的商号大概没有几家，但这份自负因为有了无可争议的事实做后盾就变成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豪。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手段现在仍被许多银行用于票据的防伪，但这并不是晋商掌握的唯一的防伪手段。在当时晋商甚至已经懂得使用水印的技术，可惜的是由于票号管理严格在它一百多年的经营时间里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晋商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水印。技术手段再发达也只能为经营提供便利，仅靠它是做不成汇通天下的大生意的，这种大生意必须要建立在业务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的。
雷履泰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中最杰出的人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山西商业新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中国金融史的走向，这种贡献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自己也始料未及。
最近，香港无线电视台也推出一部反映“晋商”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汇通天下》，由当红小生陈豪、郭羡妮、马俊伟主演。该剧一经推出，立即大受追捧，收视率扶摇直上。《汇通天下》与《乔家大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比《乔家大院》更具传奇色彩。
《汇通天下》故事以清末光绪年间为背景，讲述当时朝廷腐败，陷害忠良，而男主角齐百川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劣势中闯出名堂，令“鼎丰盛”成为天下第一票号，汇款遍布全国，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
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遭受失败，按照中英《南京条约》，中国要赔款两万一千两银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列强第一次赔款割地。妄自尊大而内囊空虚的清王朝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一时慌了手脚。根据条约规定，赔款要按期在上海交付。清王朝哪有那么多资金？当时的国家财政是靠各省每年上缴国库税银来维持，两万多两白银的赔款只能向各省摊派，如何按时运到上海也成了难题。雷履泰得知这一消息，就和清廷大员联系，表明“日升昌”愿意承揽这一汇兑任务。消息传到官廷，道光皇帝和众大臣并不相信“日升昌”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时间紧迫，清廷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交给“日升昌”试试吧。没想到“日升昌”靠各分号运作，按期完成了任务。消息反馈于北京，道光皇帝很吃惊，感叹地说：“好个京都‘日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后来，这句话又由大臣们传递到雷履泰耳朵里。雷履泰想，这是难得宣传票号的机会。皇上金口玉言，这话传出去该有多大的广告效应！于是他不惜重金贿赂清廷官员，帮他请道光帝给“日升昌”题写“汇通天下”四字金匾，没想到道光帝果然答应了。于是，在北京“日升昌”分号门额上就悬挂上这块金字匾额。
这段轶事，自然是口口相传，没有什么文字依据。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断倒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日升昌”票号第一次染指朝廷的汇兑业务，意义非同寻常。从票号事业发展的角度讲，能做皇家的生意，靠官势壮大商势，取得一些商业特权，肯定是省力又赚钱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从市场运作的规则讲，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这段不见经传的说法，还有许多疑点，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南京条约》有一重要规定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五口中的上海，也就是上面说的缴款地实际上还不是国际贸易中心，因为上海当时还没有开埠。1843年11月17日，《南京条约》后上海才正式开埠。更重要的是，据资料记载票号此时还未在上海设庄，怎么可能将各地的赔款银子汇兑过去呢？上海具有海上贸易中心的位置，国际货币清算中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初，此前，票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中心是苏州，据统计，1872年上海已设立票号的有“日升昌”、“蔚丰厚”等二十二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在1843年前后将巨款汇往上海根本就没有可能。
另外，《南京条约》并没有写明交款地点，也不是一次缴清。数量是两万一千两银子，还需要折算。这对于刚刚成立二十多年、和外币未必打过交道的“日升昌”来说，是否现实也是疑问。对于道光字迹，也需要有研究的书法家做鉴定。所以，“道光题词说”疑问多多，难以当真。但如今蓝底金字的“汇通天下”的金牌匾挂在那里，不论究竟是谁写的字，用它来形容票号的实质和历史功绩，实在是最确切不过了！又何必非弄清当初原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