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并在历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其认识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可以说，古代民本思想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细化，具体可分为10个方面。
1。畏民。畏民者，敬畏民众也。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尊重和敬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大禹谟》)孔颖达《尚书正义》疏解“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时说到：“言民所爱者岂非人君乎？民以君为命，故爱君也；言君可畏者岂非民乎？君失道则民叛之，故畏民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同时，孔子更是把君民关系比为鱼与水的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为水，政为舟。畏民者犹如行舟而畏水，焉足以为政？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在这一点上有较深刻认识的当属李世民，他在《民可畏论》(《全唐文》卷十)中说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在分析过去朝代兴衰时也曾说：“可爱者君，可畏者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唐太宗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魏征则更形象深刻地指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风平浪静能载舟，惊涛骇浪可覆舟。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乃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警世之钟，居安思危，人心向背，不可不察。
2。重民。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对民众问题加以重视。《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重民思想，而且一语中的，非常精辟。但却是孟子把重民思想推到了高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视民为贵，那么人民在地方诸侯那里应该占有怎样的分量呢？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此三宝者安，失此三宝者危。诸侯之所以成为诸侯，是因有此三宝，如果丢失土地，背离人民，荒废政事，那么诸侯也就要失其位了。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他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为国本”的道理，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都取决于人民。他还反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他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故不敢多言。”他还说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能够想到老百姓，说话办事考虑到对老百姓是否有利，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君民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地。据《明实某》记载，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徵敛铢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其位乎？”要想君主安其位，就得让民安其生。那种不停地勒紧马缰绳，又狠狠地抽打让马跑得快的驭者，没有不被颠覆的。清初思想家唐甄也十分强调“重民”的思想。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来源，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做君主的才能安享尊位。
3。得民。就是要得民心。《左传》上有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古代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聊天闲谈的场所。子产任郑国执政时，人们常在乡校中议论为政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这种广开言路、让人宣泄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当政者。所以他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民心向背，决定兴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管仲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夫大呼天下土崩”。北宋的石介说：“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宋文鉴·策》)苏轼主张：“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清末的王韬深刻地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这些论述都阐明一个道理：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民心归附，基石牢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4。知民。就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句俗语说得很见深刻：“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官以民为本，不知而欺之，则根基摇动以为权谋，焉足以为民之官？只有知民，才能上下一心。作为当政者，要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了解下情，才能保证施政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坐在皇宫和衙门之中，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和百姓离心离德，欲成善政，岂可得乎？《尚书·无逸》篇中说，要想保住“小民”，统治者就必须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知道了老百姓生活不易和靠什么生存，从而去为他们办事，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墨子曾说过：“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可见知民之重要。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当皇帝之后，经常告诫官吏们说，你们知道农民的劳苦吗？他们一年四季，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工具，吃穿住都非常简单，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所以你们“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欲，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在上者只有体察下情，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国语》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周厉王暴虐，遭到老百姓的咒骂。他派人去监视，只要一被告发，即被处死，于是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洋洋自得，自以为能消除对他的“诽谤”。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老百姓的口本来就是用来说话的，难道能堵得住吗？只有让老百姓说话，才能知道政事的好坏，从而行善备败，若堵其口，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谏，过了3年，人们起来造反，便把他推翻了。
5。宽民。就是要对人民群众体恤爱护，珍惜民力、民财。孟子首先对宽民作了阐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入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他将充裕的物质生活视作提高道德境界的必要条件。他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人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统治者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放在为政的最首要位置。这实际体现了他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关注，换言之，他是为维护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提出其“仁政”之说的。据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圣人制法，莫不崇节俭，革奢侈。”土木营建要符合民意，若只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恣其骄奢，则危之可立待也”。并称赞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他得出结论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一个官员，“若徇私贪污，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宋朝大思想家朱熹精辟地论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宋史·朱熹传》)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了，而爱护百姓的根本，在于统治百姓的君主能否端正心术，建立好法律制度。明代的王夫之提出“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读通鉴论》卷八)“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他痛恨豪强兼并的弊政，非常同情农民之苦，曾在《黄书》中描述过“农夫泞耕”、“酸悲乡土”的景象，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严惩贪吏是取得民心，国家长治久安之要务。清帝胤稹在总结时弊时说：“地方之害，莫大于贪官蠹役之削。”如果对那些贪官污吏不加铲除，无异于“养稂莠者害庄稼，惠奸宄者贼良民”。清帝弘历也说过：“减官吏一分之浮费，即留百姓一分之实惠”。百姓负担的加重，则源自吃皇粮人员的增多和官吏的奢侈糜费。
6。爱民。就是要爱护民众。这在许多文献里都有大量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文王向姜太公求教“为国之大务”，姜太公明确回答：“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六韬·文韬·国务》)周武王也曾问姜太公：“治国之道若何？”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对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汉刘向《说苑·政理》)《襄十四年》记载师旷曾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孔子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要对民施仁政，要爱民，与民同乐，以民为本，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针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的情况，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墨子曾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荀子也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晏子也曾论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内篇向下二十二》)意为任何意愿也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崇高的了，任何行为也没比使百姓快乐更厚道的了。
7。教民。就是要教化民众。孔子是极力提倡和推崇德治的，他认为压迫百姓的政治是“苛政猛于虎”，是吃人的暴政，而行德治才是众望所归，对待老百姓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他们才能有耻辱感而安分守己。“德化”能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好的政治是不搞“不教而诛”的。管仲在《管子·权修》中提出：“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孟子也十分重视“教民”的作用，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西汉贾谊把教民总结得极为详细：“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贾谊《新书·大政下》)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新书·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西汉贾谊《新书·道术》)
8。忧民。就是常忧民众的疾苦。春秋时期的孟子首先提出了忧民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当君主乐民、忧民，民众才会服从君主的意愿，和君主共忧乐、共患难。荀悦把忧民提高到了志向的层面，他在《申鉴·杂言上》中写道：“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他认为只有忧民者才是有大志向的人。更有许多志士仁人把忧民之情付于诗篇，留下了千古绝唱，如：“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荀悦《申鉴·政体》)；“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三国志·魏》曹《六代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新制布裘》)；“不能救人愚，不合食天粟”(唐·无佶《咏常吾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唐·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哦五百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去民之患，如除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宁为寒饿嗟，不同富贵讴”(宋·王令《令既有高邸之行而束孝先兄弟索余诗云》)；“忧民之弱，由己之弱；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宋·邓牧《见尧赋》)；“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清·魏源《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他们的诗歌唱词中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同时也把他们关于民本的思想深深地蕴藏于其间，让人反思，让人回味。
9。利民。就是施定策要利于民众。据《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曾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是天生的，君是树起来的，“君为轻”自属当然。君与民有利害冲突时以利民为要，亦属当然。《左传》还有记载：“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意思为只有利于百姓，才能君位安稳、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清代的钱泳、万斯大、魏源等人则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钱泳《履园丛话·水利》)；“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清代黄宗羲更为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利民思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让人深感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10。富民。就是要使民众富裕。关于富民的言论，在重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不富，无以养民性”(《荀子》)；“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汉·王符《潜夫论·务本》)；“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天下顺治在民富……”(明·王廷相《慎言·御民篇》)。这些精辟的言论无不体现治国以富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有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富民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立国之道、强国之道的高度进行阐释：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意思是老百姓富裕了就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也就是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也就容易治理了。老百姓贫穷了，就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也就敢顶撞上面的管束，挺而走险；顶撞管束，挺而走险，也就很难治理了。因此，达到大治的国家总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总是贫穷的。所以“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出身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晓喻大臣：“强国之道，教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体威所系。”自古以来的昏君，都是因为肆意挥霍，奢侈无度，使老百姓又穷又乏，才导致民反国败的，只有富民才是强国之道。
清代唐甄在其《潜书·存言》中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意思是立国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富裕一条路。从古至今，没有国家贫穷而能成其为国家的。不过，富裕应该在老百姓那里，如果老百姓空虚，虽然官府的金库充盈，也还只能算是贫穷，也还是不能立国的~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民惟邦平、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等六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着协调社会矛盾，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培育“贤臣”和“明君”；为近代中国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衔接点；锻造了中华民族御侮图强的爱国主义；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民本貌似民主，使许多人混淆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中重民、仁政之类的思想界限，误把民本当民主，妨碍人们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念，妨碍国家政治的民主化。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胎息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渊源。由于西周“德”的观念的出现，使政治法律文化中神的因素被降低到最低点，人尤其是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要求被大大提升，“礼乐文明”的人本主义特点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尤其是儒、法、道、墨四家代表人物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对民本思想进行了阐述，促进了民本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四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民本思想。儒家坚持民本和君本的统一性，主张“仁政”、“德治”，大力宣扬为民谋利。法家则认为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才能达到至德的社会，强调君臣共同守法，在实行耕战的国策中实现民众的利益。道家则从“法自然”的高度，反对战争，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无为政治。墨家则主张在“天”面前，君主和民众是平等的，让有才能的人参政议政，珍惜民力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第一、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统治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一以贯之的；第二、民本和君本是对立统一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中，民本要为君本服务，但是君本也不得不时受制于民本；第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不同的政治主张背后有其一致的思想基础——民本，民本思想导致了汉代以后的儒法合流；第四、古代的民本导致的“治民”传统，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特色的促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西汉以后，民本思想始终和中国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对缓和专制统治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随着西方的入侵，古老的民本思想又起了沟通民主和民权的桥梁作用。 民本思想对传统法律的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从法律的指导思想上来看，民本思想使法律的儒家化和“德主刑辅”成为必然的选择；从立法来看，民本思想指导下的法律的制定是法律条文修改简约，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而且行政权大于司法权；从司法实践上来看，恤刑慎刑和重刑的主张同时出现，民众的权利意识淡薄，民事法律落后。 古代的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政治文化，代表了一种高明的协调论的东方式的思维方法。在当前，重提“民为先，稳为重，谐为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民本思想应该有其应有的价值，一方面注重教育，调节官民关系，另一方面加强法律和道德的建设，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发挥着使民主本土化的社会作用。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仁政”思想在中国古代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这种“民本”和“仁政”思想难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掩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这种思想所起到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警示、限制、弱化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为士大夫阶层为民请命，争取权利，反抗暴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将之简单的视为“君本”的附庸和从属物，仅仅是为了巩固君权，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是思想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是极其片面的观点，是对这一思想的狭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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