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教义有问题的，楼主你可以百度看看：《圣经》的不雅内容被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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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上做了那么多荒唐迷信、愚昧的事情，什么地心说、上帝造人、发动了那么多战争，甚至拿自己的儿子献祭，这样的宗教怎么能让人信服。这是事实。告诉他你可以看看佛教经典，看看佛教是否做过这样荒唐是事情、树立这样愚昧的学说。几千年前，佛教就告诉大家这个宇宙的样子。这才是智慧。
孙中山先生 ：佛教为救世之仁 ， 佛学是哲学之母 ， 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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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根本不可能由某神的一神之力而创造，宇宙乃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惑，众缘所成。 从这看来，佛教的确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却不相信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 至于哲学上的上帝，根本是出于推想的假设，是一种假定的观念，并非实证的现量，所以，佛教不会相信它们的存在。 也许有些神教要说：上帝有惩恶赏善的权威，佛教徒就不怕上帝吗？ 是的，因为佛教徒根本不崇拜上帝，当然也不会怕上帝。佛教徒相信，三界之内的一切善神，包括上帝──二十八个层次的天主在内，他们都会信奉佛法，而拥护佛法；佛教看他们，好像军事机关的职员看守门的卫兵，卫兵有权能执行门禁的出入，阴谋的坏人，卫兵是要管的，是要盘问的，至于规规矩矩的机关人员，岂会骇怕卫兵呢？
佛教不以为上帝有创造万物的能力，也不承认上帝有主宰众生祸福的权威。佛教看上帝，也只是六道众生之一，不过由于他们过去世中所修的福报，而使他们生在天上享乐罢了。纵然上帝会参与人间的祸福事业，那也是由于人类自身业力所感而来。所谓‘自助而后人助’，所谓‘自侮而后人侮’，就是这个道理。
摘自《正信的佛教》
中国人的信仰和西方到底有何不同？
2016-12-26
周小平
这几天是西方的所谓神之子诞生日，许多关于信仰的话题又开始热吵起来。比较常见的观点是：西方人信仰神，所以有信仰，所以善良而不作恶。而中国人不信神，所以没信仰，所以作恶不善良。
但这种观点显然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站不住脚。且不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如何如何，也不谈美国如何屠杀印第安人最后还搞个所谓的感恩节来庆祝。就从基本的犯罪率来说，美国的犯罪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好多倍。联合国还有一个统计：在各国移民人口当中，中国人的犯罪率也是最低的。
谋杀率也是一样，04年联合国报告，中国谋杀率估值是1.9-2.2，加拿大的谋杀率估值是1.5-2.0，美国的谋杀率估值是5.6-5.9。单位同样也是统计每10万人当中因谋杀死亡的人口数量。
从这些数据来看，明显中国人要自律得多。这现实似乎和网上鼓吹的西方人因为崇拜神有信仰，所以很少作恶，对不上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周小平认为，这是西方人盲目自大的一个误区，他们粗暴地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归类为无信仰，然而却没想过人的信仰，不仅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圣贤和家国。
中国人当然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我们这个民族信仰的不是神，而是人本身。不管外人怎么污蔑我们中国人，但作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个民族，有些最根本最高贵的东西，是不容诋毁的。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那些指引你向上和向善的东西；信仰是那些能让你战胜社会阴暗面或人性缺点的东西；信仰是让你的生命找到意义和归属感的东西；信仰是让你勇敢站立、笑对人生的东西。但绝不是引诱你向着一个虚拟的神跪下的东西。
中国人的信仰是最人类文明当中最高贵的一种，它是现实的，是理性的，是高贵的，是真实存在的。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推行严密的教会和血统制，西方把这些制度和宗教相结合推出了政教合一的可怕统治模式。西方人自古以来就被教育，神的儿子叫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也能成神，世人只有向他祷告，信仰他，才可以上天堂。而一切不跪拜耶稣的人，就会下地狱。
但在中国，即便最虔诚的道教或佛教信徒，也不会用这种恐吓的方式来传播宗教。道家不会说如果你不信元始天尊就会下地狱，佛家也不认为不崇拜佛祖就会被恶鬼吞噬。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修佛心中，不着相。即便吃肉喝酒，只要心中有善念也可成佛。而道家则更为洒脱，修的是顺心意，求大自在。
并且在中国的宗教和神话当中，除了洪荒时代的先天神之外，人们崇拜和传播的大部分都是后天神，是由人修炼而成圣，且不论血统，哪怕是平民的儿子，也可以修成圣贤。
比如玉皇大帝，比如老子，比如大禹，比如神农，比如燧人氏、孙思邈、墨子、姜子牙，甚至三国时的关公、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等等，都有自己的寺庙和香火供奉。而这些，全都是人。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修炼自己的品德和对社会的贡献，脱离低级趣味，成为圣人。是的，中国人不拜仙妖拜圣贤。中国人不信血统，信本事！
有人说中国人拜的这些圣贤都是出于现实的需求，不如西方人崇拜虚无缥缈的神那么纯粹。可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崇拜虚无飘渺的东西呢？为什么就不能崇拜为人类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圣贤们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周小平认为恰恰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让我们这个民族永不灭亡，且永远焕发生机。当西方人把洪水当成神的愤怒来恐惧和跪拜时，中国人在治水，所以我们有了大禹治水和李冰父子，以及后来的红旗渠和三峡。这些水利工程不仅结束了亿万人只能靠天吃饭的可怜境遇，还在洪水下拯救了千千万万条鲜活的生命。我们斗破苍穹，我们人定胜天。
西方人恐吓说人是有原罪的，所以犯罪了需要去教堂祷告，得到神之代言人：牧师的宽恕之后，就能洗脱罪孽。但中国人不信这个，中国人相信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负一生的责任。中国人认为有些人罪孽深重，拜什么佛都没用。而有些人总行善有大功德，不拜佛也可称圣人。中国人重现实，重生命，重善念。中国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国人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还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中国人从不说，神原谅你，所以赦免你的罪。中国人认为，要救人性命，要苟利家国生死以才能算是功德和善举。
周小平认为，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看他对神仙有多尊重。而是看他对人有多尊重！
中国人崇拜药王、崇拜治水专家、崇拜海瑞的清廉、崇拜关公的忠义、崇拜老子的道理、孔子的德行、鲁班的巧工、甚至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中国人崇拜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只为苍生办实事，不替鬼神唱赞歌的人。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圣贤，是自己毕生学习和膜拜的目标。
也正是这种对人的崇拜，对圣贤的崇拜，避免了中国人堕入政教合一的恐怖社会。在古代西方社会，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敢挑战教会就会被推上火刑架烧死，包括一些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而在古代中国，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没有被烧死，在战国就提出月球和地球运动的石申没有被当做异端处死，而是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当西方人面对瘟疫疯狂扑杀女人的时候，采用粪便和尸体进行“治疗”。教会天天洒“圣水”，求恶鬼饶命，求耶稣拯救的时候，中国人在认真努力用人的力量去改变这一切。中国人尝百草，中国人找穴位，中国人研究病理，中国人发展出了在当时最为科学的一整套中医理论和药方，以及用草灰，沸水消毒避免疾病扩散等疫情的处理方式。正是这些对医学的探索，使得中国人避免了向欧猪那样遭遇无数次恐怖的大瘟疫，也避免了人们因为恐惧去屠杀女人的疯狂行为。
强者靠自己的双手寻求自救，弱者挥刀向更弱者发泄恐惧。这就是中西方不同信仰文化造成的现实云泥之别。
我们不问鬼神问苍生，我们不拜仙拜圣贤。西方人把自然灾害形容为神怒，教导人们要恳求宽恕。把敌人来了叫做上帝之鞭，同样教导人们要恳求宽恕。但中国人不这样想。洪水泛滥中国人就治水，疾病来了中国人就试药，粮食不够了中国人就垦荒，敌人来了中国人就抗击。西方人认为神仙一怒可以灭世，所以人们必须永远在神面前保持卑微的姿态，否则神要亡人，无人幸免。但中国人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天让人活人就活。天不让人活，人就应该拔刀向天，与天斗其乐无穷，照样活。（周小平同志
原创文章）
中国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说，天道残缺人道补！在周小平看来，比起只会跪在地上哆哆嗦嗦求神宽恕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这种敢与天斗绝不屈膝苟活的活法，显得分外高大伟岸。中国人的信仰，使人站得更直，使人活着更有意义，使人更像人。
有人说，信仰也包含敬畏。这话周小平也认同，但我同时认为敬畏绝不是跪拜，而是尊重。西方人有敬畏之心吗？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这说法在西方社会有多少人会当真？哪怕有一小半的人当真，就不会有西方殖民史，就不会有黑奴和华工，就不会有黑暗的中世纪，更不会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不会有鸦片战争，也不会有印第安人大屠杀惨案。如果有1/10的人当真，美国就不至于有如此之多的人口关在监狱里，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谋杀和各种校园枪击案以及毒品犯罪。
因此，很明显这种鬼神的约束力是有限的，绝大部分人只是为了图个心里安慰，去教堂祷告一下就可以洗清罪孽，成本太低，根本无法教人向上向善。但是，中国人却不同。中国人除了崇拜圣贤，还信仰祖先。
周小平总结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对人的信仰，是对先贤、先烈和先人的一种膜拜和推崇。先贤让中国人学会向善，先烈让中国人学会感恩，先人叫中国人学会向上。
中国人与生俱来就比西方人多附加一份来自先人的嘱托，这种嘱托叫责任感。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荣辱不仅事关自己，更事关自己祖辈和家庭的荣誉。中国人常说：做人，要为家门争光，要光宗耀祖。中国人也常告诫说：做人，不能让家门蒙羞，不能丢祖宗的脸。中国人的这种信仰无处不在，这使得中国人分外有责任感，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不愿意作恶。
因为中国人都具备更强烈的荣誉感和羞耻心，中国人不太信鬼神，不太信作恶就会下地狱之类的神话，但中国人却更具备敬畏之心。因为中国人更怕自己的恶行让祖先蒙羞，让家人丢脸，中国人更怕自己的恶行让自己家人被旁人戳脊梁骨。所以中国人更力争上游，所以中国人更愿意行侠仗义，所以中国人更愿意遵守规则和行善。因为中国人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光宗耀祖，希望让家人为自己感到骄傲，希望自邻居们冲着自己的家人竖起大拇指。
中国人的这种祖先崇拜和特殊的世俗信仰，对引导人向上向善的作用，实践证明比西方的鬼神恐吓更有效得多。
中国人的信仰，使得中国人更具家庭责任感。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许多中国人也开始到外国去工作生活。然而无论到哪里，中国人都会逐渐成为当地婚嫁最抢手的人选。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勤劳，因为中国人对家庭有一种近乎执着的责任感，而西方人则更不顾家。
中国人很多时候不仅是为自己活，更是为父母，为伴侣，为子女而活。在中国人心中，家是一个港湾，更是一种责任。而一个逃避家庭责任的人，往往会被视为懦夫和失败者。因此大多数人，都更愿意选择挑起家庭的重担，用自己的肩膀为家庭遮风挡雨，
中国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过得更好，让父母安心，让伴侣舒心，让孩子开心。所以，这种信仰既是指引，又是责任，同时还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中国人，周小平认为，以后谁再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话，你就可以收藏这篇文章砸在他的心上。因为一个民族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有多少弊病或问题，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容诋毁或抹黑的，更是不容被无知所包围所淡忘的。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有信仰。
从小处讲，我们信奉忍让谦和好家风，光宗耀祖勤发奋。从大处讲，我们信奉苟利家国生死以，起因福祸趋避之。从文明的角度讲，也只有这样的信仰才使得人类的存续有了意义。
所以在这个人人欢呼圣诞节的今天，请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先贤、先烈、先人所创造的这条人间道，所创造的这伟大的世俗信仰，所创造的这份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了它，才使得我们配叫中国人。
对大众传媒来说，“冲突”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元素，因此大众传媒最喜欢把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描述为死对头，他们相信这样的描述有两大依据。
一、参看基督教历史，教会不止一次公开驳斥科学研究成果。十七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伽俐略(Galileo Galilei)证实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不料会触犯罗马教廷，结果被宗教法庭裁定为异端。伽俐略临终前八年光阴，都在软禁中度过。
教会逼迫科学家的事，不仅发生在十七世纪。一九二五年，美国田纳西州中学教员斯科普斯(John T。Scopes)因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而被州政府拘控，结果被判罚款一百元。斯科普斯后来上诉得直，可是上诉得直的理由，是上诉庭认为斯科普斯被判的罚款金额过高。
二、很多人以为随着科学研究发展，人类根本不用再相信神，也可以解答一切疑难，宗教因此成为明日黄花。又有人以为近代科学定理与圣经教导必然抵触，譬如说，近代科学“证明”神迹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圣经记载的神迹必属虚构。又有人说按照进化论的说法，创世纪第一章所记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英国生物学家、不可知论者赫胥黎(T。H。Huxley)说：“人若接纳进化论的观点，就不可能再相信圣经。”
在本章我们要看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尤其要检视“近代科学定理”与基督教信仰有否抵触。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非不能兼容
追溯起来，近代科学的培植土壤，正是基督教世界观。基督教相信一神，换言之，万有背后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志，因此自然法则万古不变，不因时地转移。如果宇宙各处分神而治，“自然法则”就没有定律可言，而变成了因时、因地、因神而异——要研究、归纳、推演，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此外，基督教相信创造万有的神，是全知全智、按序按理行事的神。科学家必须先相信宇宙间存在定律，人的探求推断才有意义。十六世纪科学家致力探究自然定理，他们相信自己研究的一事一物，都从一位满有智能的神创造而来。“人类从事科学研究，因为相信自然界有定规；科学家相信自然界有定规，因为相信有一位设立定规的神。”
基督徒相信的神，是超然物外的神，因此人可以通过“大胆假设、小心实验”来探究自然定规。相反，如果物与神等同(正如一些宗教所言)，人还可以做实验吗？又如果物质本恶(正如一些宗教所言)，做实验就不仅没有意义，更属不智之极了！基督徒相信物质本善，却与神有别，从这信仰引申出来的创世观“为科学事业铺路，成为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原”。
基督教信仰是科学研究的沃土——这可说是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的公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核物理学讲师贺治森(Peter Hodgson)说：“基督教信仰提供土壤，让科学思想发芽成长，也为科学研究发展提供养料。”史学家巴特非(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基督教思想乃科学之母”。哲学家麦慕理(John MacMurray)说：“科学乃昔日一场轰烈宗教运动之嫡子，其家谱可追溯至耶稣。”
有大量史实表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世交多于世仇。
科学革命之父、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是“日心说”的倡议人，同时是波兰费琅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说神是“宇宙间最卓越、最有条理的匠人”。
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伽俐略，也是现代机械工程与实验物理学之父，他曾独排众议，不惜得罪罗马教庭，公开指斥“地心说”之荒谬。他虽然遭受教会逼迫，却至死保留天主教徒的身份。他曾经说：“天地间有两部巨著：自然之书、超自然之书——圣经。”
现代光学之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是出色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最为人知的贡献，称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开普勒是个敬虔爱主的路德宗会友，他说自己“常以神的心为心”。
论到科学界的泰山北斗，史家可能会一致推许牛顿(Isaac Newton)。他的“牛顿力学三大定理”固然警世，在光学、天文学、数学也是贡献良多(人所共知的有微积分、光谱分析等等)。很少人知道的是：牛顿看重圣经权威，深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牛顿除了撰写科学著作，也撰写神学著作，且觉得自己的神学著作比自己的科学著作更有价值。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学科比圣经神学更有理据、更具权威。
今日二十英镑钞票的肖像人物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翘楚法拉弟(Michael Faraday)。他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研制出世上第一具电动马达和第一具发电机，可是法拉弟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自己对基督的信仰。
很多一代科学宗师都是基督徒，包括发现“玻意耳定律”的玻意耳(Robert Boyle)；首创用消毒液进行外科手术消毒的利斯特(Joseph Lister)；发明“巴氏消毒法”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孟德尔(Gregor Mendel)；现代物理学宗师开尔文(William Kelvin)；电磁场理论大师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等等。
有人问无痛外科手术的先锋辛普森(James Simpson)：“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辛普森答道：“是耶稣基督”。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英国基督徒科学家同盟(Christians in Science)有会员七百多人，而美国的同类组织有会员七千多人。当代物理学大师、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院士、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女皇学院院长波京汉(John Polkinghorne)说过：
科学家可以向基督徒阐述有结构的实相，并宇宙悠长进化的过程，从而约束基督徒的口，叫他们不致在神创造世界的事妄下判论。神显然是极有耐性的神，愿意按部就班行事，而不喜欢任意介入自然定律。不过科学家也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得着启迪，开拓科学知识以外的眼界。自然界精致巧妙(反映神的心思)、生生不息(彰显神的意旨)，处处表明一件事实：万有由神创造。
科学与圣经并无抵触
科学家之间的争议与辩论，其实可能比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争论更多更激，偏偏世人只觉得科学与神学势不两立。
很多人以为科学与神学必然矛盾，并以神迹为例。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先锋、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沙(Baruch Spinoza)宣称：世上万事都不能干犯自然通则，换言之，斯宾诺沙相信大自然是一个封闭系统。另一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说神迹违反自然定律，因此不可能发生——但其实这说法属于“循环论证”：如果人已经把“自然定律”界定为“恒久不变的规则”。那么，就算一件神迹的证据如何确凿，既违反了“自然定律”，当然不可能发生。
一九三七年，物理学大师普朗克(Max Planck)宣告：“在科学知识稳步万进之下，神迹信仰只得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了。”普朗克的意思，是今日的科学已足以揭开昔日神迹的神秘面纱，古人相信神迹，不过是科学知识不足，不明白自然定律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在耶稣的时代，人人都知道什么是自然的事、什么是超自然的事，譬如说，童贞女生子、死人复活，都不是“自然”的事！如果古人对自然定律一无所知，就根本不会有“神迹”的概念。鲁益师(C。S。Lewis)说：“神迹的存在，决不是建基于人对自然定律的无知之上——恰恰相反，是建基于人对自然定律(或多或少)的认识之上。”
最重要的问题是：“世上有神吗？”如果世上有神，神迹当然可以发生！神既有能力创造物质、理性、时间、空间、科学定律，当然有能力、也有自由介入世间事理。如果世上没有神，神迹的发生就欠缺理据了。
单凭哲学、科学、实在不足以解答世间一切疑难。科学定理不像纯数学定理——科学定理绝非牢不可破，却不过是描述性的陈述。斯托德(John Stott)说：“我不是说单凭神迹就可以确立有神论的根基，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信神，。。。。。。就有理由相信(也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神迹的实在，因为‘自然定律’不过在描述神行了什么事，却不能约束神会怎样行事。”
很多人认为科学与神学存在矛盾的另一例子，关乎进化论与圣经创世纪的记述——当中真有矛盾吗？
我们首要注意的是：进化论的大部分内容，仍不过是一堆未经证实的假设。而所谓“进化”，其实是相当笼统的说法，要了解进化论，起码要懂得分别两种性质不同的“进化”：第一种是“微进化”(micro-evolution)、第二种是“广进化”(macro-evolution)。“微进化”是指某物种的变异与发展，譬如说，我们今日所见的马，比起古代的马体形增加了、体能也提高了，这样的“进化”有凭有据，与圣经的记述也谈不上有什么抵触。
“广进化”是指某物种“进化”成另一物种，最著名的例子，是猿进化为人——很多人以为“人从猿进化而来”是科学界的公论，事实是：广进化论不过是未经证实的假设，更不是所有科学家的共识。其实一切科学定理都非绝对，以牛顿力学定理为例，几百年来，科学界牛顿力学定理为牢不可破的定理，后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一班科学家证实了牛顿力学定理在一些情况下并不适用，才出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等“新定理”。今日有些学校在课堂上讲授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却把那些理论说成是“近代科学定理”，实在有违科学精神。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一众基督教神学家，至今仍就创世纪的记述作出种种诠释。有人按字面解释六日创造——“六日”就是六天的时间。一九六三年，十位科学家在美国密芝根州成立创世研究学会(The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今天这学会的成员数以百计(会章规定会员必须持有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声称神在起初六日已创造了现今世上的一切生物，任何“生物异变”都不偏离神的起初创造。
另一些基督徒对创世纪第一章却有别的观点。他们指出“日”原文(希伯来文)可以有其它意思，而这个字即使在旧约中也有好些不同的用法。况且按照创世纪描述，太阳在第四日才出现，因此“日”可能不是指“一日(二十四小时)”，而是“一段时期(可以很久)”。换言之，创世纪的记述未必与现存的科学见解相悖。宇宙的“年龄”可能真的以亿年计，而世界被造之后，也可能真的发生过某种形式的渐变。再者，创世纪作者虽然没有近代科学知识，但他描述物种出现的顺序(植物、动物、人)，与进化论有相合之处。
也有人认为创世纪所记的不过是神宣告的刹那光景(“神说。。。。。。”)，所宣告的内容却要好长一段时期才完全实现出来——这岂不跟“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相通吗？(大爆炸理论相信宇宙诞生的关键时刻不过为时几分钟。)
不少基督徒相信创世纪的陈述属于文学体裁，换言之，作者不一定按足神创世的具体顺序而写。创世纪不是科学论文，书成于久远的年代(远远在科学时代之前)，而作者关注的，又是科学范畴以外的课题。我们知道但凡文学体裁，绝不可纯然按字面作出解释，譬如诗人说：“。。。。。。世界坚定，不得动摇。”(诗 93：1)诗人描述的是意象而不是现实——可惜伽俐略的对头、当时的宗教领袖偏偏要按字面解释圣经，才会坚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怒斥“日心说”为异端邪说。
今日有些基督徒从历史得着借鉴，避免硬生生按字面解释创世纪头几章，他们有些人更声称“广进化论”证据充足，譬如说，从化石的年份显示，若要按字面解释创世纪头几章，的确难而又难。他们认为创世纪最重要的启示是：神创造宇宙万有，并以大能确保自然定律运行无误，因此生物得以进化，至终演变成人类。
无论如何，科学发现与圣经记载未必抵触。话又说回来，基督徒在很多关乎创世的问题上仍未有识，所以我们实在不宜太武断(尤其我们这些不是科学家或神学家的人，更不宜妄下定论)。
创世纪第一章的要旨不在解答“怎样”、“何时”(科学问题)，而在解答“为什么”、“谁”(神学问题)。圣经作者不在解答科学问题，而在解答神学问题。不过科学家与神学家所问的问题虽然本质有异，却能互补参照。一代科学宗师霍金(Stephen Hawking)说：“就算科学可以清楚描述宇宙起源的细节，仍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宇宙为什么存在？”
兰约翰(John Lennox)说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假设我捧来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蛋糕，在我面前，是好几位来自世界各地、出类拔萃的专家与学者，他们要替我分析我的蛋糕。第一位站出来的是营养学家，他侃侃谈论蛋糕上各样材料的营养价值如何均衡有度；然后一位生化学家站出来讲解蛋糕的生化成份；另一位化学家站出来说：‘嗯，成份固然重要，但基本化学成份更重要。’；然后一位物理学家站出来说：‘他们的话都有道理，但我们必须先了解电子、质子、夸克(quark)等等的运行。’最后站出来的是一位数学家，他说：‘归根到底，你们必须知道那些电子、质子、夸克运行的数学方程式。’所有科学家天花乱坠一番后，我说：‘各位朋友，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烘制这个蛋糕所为何事？’最后站出来的是烘制蛋糕的厨师，我亲爱的玛花达阿姨。
“只有烘制蛋糕的人，才会知道烘制那蛋糕所为何事。其它人的科学分析不论如何详尽透彻，也不能解答‘为什么’的疑问。”
“玛花达阿姨终于开腔说：‘让我揭开谜底吧！这个蛋糕是烘制给我姨甥的，他明天生日呢！’这就是答案！不论世上的科学家怎样努力探究，也不会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要存在，除非世界的创造主向人显明他的旨意。可喜的是，创造主的确向世人显明了他的旨意——就记载在创世纪之中。”
科学与圣经互补参照
神藉着万有创造向人启示自己，更藉着耶稣基督(参照圣经记载)向人启示自己。科学研究的课题，是神在大自然的普通启示；神学研究的课题，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藉着圣经赐给世人的特殊启示。
论到神在大自然的普通启示，诗人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诗篇19：1-4)
使徒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也参看使徒行传14：17；17：22-28)
有些基督徒(如：十八世纪的佩里〔William Paley〕)认为“自然神学”已足以证明神存在，他们的意思是：人从万有创造的普通启示，可以得出“神存在”的证据。可是“自然神学”似乎说得过了头——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神在他创造的世界处处留下点点线索，让人可以查究他的存在与性情。下面我们要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凡事皆有因，如果一直追溯上去，至终会得出“第一因”。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伦敦海德公园攻击有神论，他大声宣称万事发生无缘无由，根本没有逻辑可言，说话之际，有人向他丢蕃茄。“是谁干的好事？”他气呼呼的吼道。人群中一把声音回答说：“没有人用蕃茄打你啊——那蕃茄自己飞过去罢了！”
上述例子不是“神存在”的证据，却可引发人思索“神存在”的问题。以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容易接受“神从无有创造万有”，而难以接受“万有都是无中生有”。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年迈之日写下这样的话：“这茫茫无边、美丽动人的宇宙(还有住在其中的人类)，实在不可能是盲目碰撞、机遇巧合的结果。我再三思量，不得不相信‘第一因’的实在，这第一因满有智能(与人相仿)，我甚至要自称为有神论者了。”
另一个例子：凡事皆有设计。这也不是“神存在”的证据，却是很好的线索。来自佛教背景的域甘马辛尔(Chandrs Wickramasinghe)说：“生命在世上偶然发生的机率，就像一场台风猛吹一处垃圾场，竟然把肥料打成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机一般的不可思议。”
“设计论”近年谈论得很多，可能因为“人类定律”(anthropic Principle)时兴所致。所谓“人类定律”，是说人类存在的物理条件宽容度极低，只要有丝毫差异，生命根本不会出现。
在宇宙膨胀初期，张力(使物质分散)与引力(使物质聚合)的平衡非常关键：如果张力过大，物质散开的速度过高，物质就难以凝聚成星体，更遑论银河了。如果物质过度分崩离析，就不可能出现生命——但如果引力过大，导致宇宙内陷塌掉，生命也不可能出现。事实上，在宇宙诞生之初，张力、引力的差异不可超过10的60次分之一。识数之人会被这数字吓得目瞪口呆，至于不识数之人，让我借用戴维斯(Paul Davies)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是怎么样的精确度：就像要从二百二十亿光年(已知宇宙的阔度)之外，打中一个直径半英寸的目标！
霍金说：
在大爆炸发生之后一秒，如果宇宙的密度多一万亿分之一，宇宙就会在十年后内陷塌掉；但如果少了一万亿分之一，宇宙在就会在十年后散得空空如也。宇宙起初的密度怎会那样精确？这背后一定有原因。
虽然霍金不相信世上有创造主，但他的理论却隐隐指向有神论。
除了生命的出现叫人惊叹，世上还有很多事物，譬如：人类智能、自然秩序、友谊、公义、美、爱，都叫人难以用纯科学观点来阐释。上述种种都不过是自然率的产品、物竞天择的结果吗？世事背后真的没有任何智能与心思吗？
科学可以成为导引人寻找神的明灯。人可以从普通启示思索神的大能、智能、心思，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与圣经的特殊启示，人对神的知识仍是非常有限。
信奉犹太教的爱因斯坦说过：“科学与宗教不应该有抵触。人单有科学，没有宗教，不过是跛子；单有宗教，没有科学，不过是瞎子。”这说法有几个理据：一、人不能单靠科学寻获圣经的神。“科学家单凭科学方法，不可能发现神、或证明神存在——但这证明不了什么，不过证明他们采用的方法错了。”
人除了普通启示，也需要神的特殊启示。诗篇十九篇头六节描述神的普通启示，后半篇描述神的特殊启示(神的律法)。世人唯有藉着神的特殊启示，才可以寻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二、科学不能满足人心底的需要。禾柏特(Lewis Wolpert)在英国《时报》(The Times)说：“没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或任何人)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世界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或喜或忧，没有任何意义；或生或死，没有什么分别；人人死后一了百了，也没有来生。”科学不能帮助人面对世间的悲欢离合，不能帮助人处理道德疑难，也不能帮助人解决罪疚的煎熬。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代赎工夫，人才能够识破上述疑团。
流行小说作家贺苏珊(Susan Howatch)身家丰厚，香车豪宅绰有余裕，不料后来婚姻破裂。她公开说：“神揪住我的后颈，把我拎了起来。”她后来信了基督。前阵子她捐出一百万英镑给剑桥大学，设立一席以“神学与自然科学”为题的教席，因为贺苏珊深信科学与神学是“真理的两面”。
我们需要科学，也需要科学家，科学家对人类文明贡献良多，但我们更需要基督教信仰，更需要耶稣基督。
（剽窃自《开放社会》的作者）（Stolen from the Author of The Open Society） 我十分遗憾地说，我必须首先做一下辩解：为我的讲演题目进行辩解。这个题目是：“？”当我想起“西方”一词的历史时，我不知是否本应避免它。这个词最初是通过对施本格勒［Spengler］的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翻译在英国传播开的，因为该书的英文名称是《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然而，我当然不想把我自己与施本格勒相联系，我不仅把他看作是宣称没落的假预言家，而且看作是一种真正的没落的表征，即使这不是西方的没落：他的预言实际表明的是许多西方思想家的理性良心的没落。它们表明了理智的不谦虚的、通过使用夸大的词语欺骗渴求知识的公众的尝试的胜利，简言之，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胜利。一个多世纪前，叔本华把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揭露为德国的理性瘟疫，并与之进行了斗争。 我的题目选择和它可能引起的黑格尔主义的回声，迫使我在讲演的开始首先把我自己和黑格尔学派的哲学连同关于没落与进步的预言家清楚地区分开。 因此，首先我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落后者，这场运动早已过时，人们已令人作呕地表明它的肤浅甚至无聊。这意味着我是理性主义者，我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信仰人类理智的全能。理性主义者决不是我们的反理性主义的对手们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希望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和希望把别人变成纯粹理性的存在物的人。那会是非常荒谬的。因此，我希望，任何有理性的人，任何理性主义者，都十分清楚理性在人类生活中充当非常适度的角色：它是批评性考虑的、批评性讨论的角色。我在谈论理性或理性主义时所意味的不过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通过批评，即，通过与别人的批评性讨论和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习：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理性主义者是乐于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通过接受他们的见解，而且通过允许他们批评他的观念，并也批评他们的观念：换言之，进行批评性讨论。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不相信他或其他任何人具有对智慧的垄断权。他十分清楚我们不断需要新观念，而批评并不产生它们。但是他相信批评可以帮助我们区分良莠。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实，拒绝或接受一种观念决不会是纯粹理性的问题。但是，只有批评性讨论能够帮助我们从许多方面看待一种观念，并公正地评价它。理性主义者当然不会断言所有人类关系都可被理性批评所充分探索，如果那样将又是十分荒谬的。但是理性主义者也许会指出，作为批评性讨论的基础的公平交换的态度在纯粹人类关系中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理性主义者很容易能看到，他的合理性要归功于别人。他会承认，批评态度只能是别人的批评的结果，人们只能通过对别人和被别人的批评而成为自我批评的。也许理性态度可以由下面的话做出最好的表达：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毕竟，我们都在孜孜以求的是客观真理。 简言之，如果我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当我说自己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落后者的时候，我心中想到的还不止这些。我心中想到了曾激励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的一种希望，即知识可以使我们自由——我们可以通过知识摆脱经济和精神的束缚。我心中想到这样一种希望，即我们可以把自己从如康德所说的独断的沉睡中唤醒。我心中想到一种严肃的义务，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忘记这个义务，尤其自从诸如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之类的某些哲学家开始破坏理智谦虚以来。我是指永远不要冒充预言家的义务。 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家们严重地违背了这个职责。他们这样做无疑是由于他们被期待作为预言家，作为有些像宗教革新老的人出现，能够揭示宇宙和生活的最深的秘密。这里和别处一样。遗憾的是，不断的需求导致了供给。人们寻求预言家和领袖，便真地找到了预言家和领袖。这种反应的产物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几乎是想不到的。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在英国不那样流行。倘若我对这两种语言的文献的情况进行比较，我就无限赞美英国。在这方面值得回忆的是，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的《英国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以把英国的理智的谨严——英国理智风气的毫无虚饰，这与它的实际气候形成对照——传到欧洲大陆的尝试开始。这种毫无虚饰，这种谨严，不过是对同胞的尊重的产物：不试图向同胞兜售自己的观念，也不试图把这些观念强加于他。 十分遗憾，在德语国家中并非如此。在那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想表明他掌握世界上所有最终奥秘。在那里，不仅哲学家，而且经济学家、医生，尤其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者，成了种种宗教的创立者。 这两种态度——启蒙运动的追随者的态度和自封为预言家的态度——存在着一种区别性特征吗？是的：那是他们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运用语言的方式。预言的语言深逐、晦涩、堂皇，而启蒙运动追随者的语言尽可能简单：他希望被人们理解。在这方面，伯特兰·罗素[Bertr and Russell]是我们了不起的大师。甚至当人们不能同意他的见解时，也总一定赞赏他。他讲话总是清楚、简单、有说服力。 为什么启蒙运动这样高地评价语言的简单性？因为它要启蒙，而不是影响人。启蒙运动的真正信徒，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甚至不想劝说，甚至也不想使人信服。他总是意识到他可能犯错误。因此他过高估价了另一个人的独立性，以致并不试图在重要问题上影响他；他反而希望异议和批评。他希望引起和激发激烈的争论。这对于他是有价值的事物。不仅因为我们通过自由交流见解可以更好地接近真理，而且因为他重视这个过程本身。即使这样形成的见解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他也尊重它。 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既不想影响人也不想说服人的一个理由是：他知道，只有在逻辑学和数学的狭隘区域内才能够给出逻辑证明。稍微过分简化些，可以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被证明。人们有时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人们总可以批评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然而除数学外，我们的论点从不是结论性的。我们总是必须估价论点和理由的分量；我们总是必须决定或判断其中哪些更有分量；赞成特定观点的或反对特定观点的论据和理由。因此，对真理的寻求和见解的形成总是包括自由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由决定使人的见解有价值。 启蒙运动的哲学从约翰·洛克［John Lcoke］的哲学那里采取了这种对个人自由见解的高度尊重的态度。人们可以猜想，它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和冲突的直接结果。这些冲突最终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观念，它决不像人们常常强调的那样（例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是消极观念。它不仅厌倦而且认识到试图凭借恐怖来强行宗教的一致是无望的企图。相反，宗教宽容是这样一种明智见识的产物，即，强制的宗教一致性是毫无价值的，只有自由接受的信仰才会有价值。这种见识促使我们尊重每一种诚实的信仰，尊重个人及其见解。它最终导致，用伊曼纽尔·康德——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话说，对人的尊严的承认。 按康德的看法，个人尊严的原则意味着尊重每个人和他的信念的职责。康德把这个原则与在英语中十分有道理地称作黄金律［GoldenRule」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这个原则与自由的观念的密切联系：思想自由，如波沙侯爵［the Marquis Posa］向腓力二世[Philp]所要求的（在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决定论者斯宾诺莎［Spinoza］认为是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思想自由，暴君试图从我们身上剥夺然而不能剥夺的自由。 在这最后一点上，我相信我们不再能完全同意斯宾诺莎的见解。思想自由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然而，除去凭借传统，凭借传统所备之物去捍卫它，为它斗争和为它做出牺牲的意愿外，政治自由得不到保证。 人们常常强调，理性主义与一切传统相冲突。诚然，理性主义毫无拘束地、批评地讨论每种传统和任何传统，但是，最终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 在此我已试图解释我说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是指什么，由于我想把自己与施本格勒和其他黑格尔派哲学相区别，我必须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和启蒙运动的赞赏者，一场久已遭到摒弃和完全过时的哲学运动的最后落后者之一。 但是你们很可能会问，这难道不是一段有些冗长的导言吗？这一切与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你们来到这里是要听听关于西方和的问题，可我却只是谈论我自己和我信仰什么。你们可能会问我还要用多长时间来滥用你们的耐心。 然而我实际上已谈到了我们的论题。如我刚才所说，我十分清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是过时的观念，主张西方有意或无意地信仰这些观念，那会是荒谬的。但是，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观念，然而理性主义至少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请不要误解我的话：西方文明有意或无意地信仰理性主义决不是我的命题。我在后面将更多地谈论西方信仰。在这里我只想阐明，就像其他一些人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的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换言之，为着解释当我谈到西方时我是指什么，我必须谈到理性主义。同时，理性主义如此经常地遭到歪曲和错误表述，以致我不得不为它辩护。 这样，我也许阐明了我在谈到西方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谈到西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生活在英国，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英国是单独面对希特勒时没有投降的一个国家。如果我现在把话题转到“？”的问题，我将主要倾向于想到我的朋友们和英国的其他人所信仰的那些事情。许多人无疑不信仰理性主义，无疑不信仰科学，尽管它是被希腊理性主义所创造的。相反：对他们来说，理性主义似乎已过时；至于科学，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它最初成为奇异的事物，后来，在出现原子弹之后，又成了可怕和野蛮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到底信仰什么？？ 如果我们认真地沉思这个问题，并试图诚实地予以回答，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信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已认识到，我们信仰这个或那个假预言家，通过这些假预言家，也信仰某个假神。我们在信仰问题上都经历过剧变。甚至在这些剧变中其信仰保持稳定的为数不多的人也会不得不承认，现今很难知道西方人可能信仰什么。这些话也许听上去很消极。我认识许多善良的人，他们认为，西方没有统一的支撑性观念，没有我们可骄傲地将其与东方宗教相对的统一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弱点。这种流行的观点很可理解，但是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不是有一种观念，而是有许多种观念，好的观念和坏的观念；我们不是有单一的信仰，不是有一种宗教而是许多种宗教：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情况，这是西方强大力量的标志。如果西方一致同意单一的观念，一种宗教，那会是西方的终结，我们的投降，我们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无条件屈服。 不久前，现在的英国首相，当时仍是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被赫鲁晓夫［Khrushchev］先生提问我们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他回答说：“信仰基督教。”从历史观点看，人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话：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像基督教和基督教界内的长期冲突和斗争那样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认为麦克米伦的回答是错误的。的确在我们当中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种政策可以被诚实地、认真地称作基督教的吗？会有这样一种政策吗？难道基督教会和世俗的力量间的长期斗争和基督教会要求拥有世俗权力的失败不是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传统的那些历史事实之一吗？基督教是唯一的明确的观念吗？对于这个观念难道没有许多不相容的解释吗？ 但是，也许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回答。“你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你们只是自称为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我们，我们这些不是自称为基督教徒而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Mammon］，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 这种回答一直给真正的基督教徒留下印象，在西方，过去和现在总是存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1942年，布雷德福主教「theBishopofBradford］把西方社会描述为魔鬼撒旦「Satan］的创造，号召基督教所有忠实的信徒为破坏我们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工作，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信念。自那时以来，他们自己承认了斯大林及其虐待者们的行为，而且走得更远，有一段时间，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命题成为他们的党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些真诚的基督教徒仍然和以前的布雷德福主教持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按基督教来描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 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 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恐怖和残忍。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这是我的责任。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正和真正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实现不可能之事的尝试一定导致至少同样可恶的暴行。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人们能说的最好的话是，幸亏它持续的时间不长。 希望并感到需要把西方统一在一种鼓舞人心的观念的领导之下的那些本章良好的热心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在玩火——是极权主义观念吸引了他们。 不，西方可以感到骄傲的不是一种观念的统一，而是我们的许多观念的多样性：它的观念的多元论。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首先和初步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因此，我的首先和初步的回答指出了一个几乎不重要的事实：我们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事实却非常有意义。 当然，有许多人否认西方对见解的宽容。例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一再断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正和任何其他时代和文明一样不容异说。他试图证明只有我们的迷信和我们的教条的内容改变了：取代宗教教条，我们现在有科学的教条；凡是敢于反对科学教条的人都会像昔日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no Bruno]一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是，尽管萧伯纳尽力用他的见解使同胞感到震惊，人们却宽容了他。认为人们没有认真看待他，或者把他的自由仅仅看成是宫廷弄臣的自由，这都不真实。相反，尽管他取悦他的同时代人，许多人却很认真地看待他，尤其是他关于西方不容异说的理论十分有影响。我不怀疑萧伯纳的影响远远大于焦尔达诺·布鲁诺，然而，他在九十多岁时，不是死在火刑柱上，而是死于臀骨骨折。 因此我打算接受我对我们的问题的初步答案，并把话题转到在整个西方不同的人信仰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上。 有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于我想更详细地论述好的事物，因此我想解决坏的部分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假预言家和许多假神。有些人信仰权力，信仰对别人的征服。有些人信仰历史的必然性；信仰一种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猜测它，它允许我们预见未来，及时赶浪头。有进步的预言家和倒退的预言家，他们都得到了忠实的信徒。也有成功女神和效率女神的预言家和信仰者，尤其是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的、经济奇迹的、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信仰者，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最大影响似乎属于悲观主义的哀叹的预言家。 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邪恶，也许甚至是原罪，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 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 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伦理学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在欧洲大陆情况很不相同。 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俄国的独裁下生活比起被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 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 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反对投降。 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为我也是伯特兰·罗素的伟大赞美者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我选择传统而不选择理性主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能估计或然性的程度。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不应冒充无所不知。正由于我是理性主义者，我相信理性主义有它的局限，实际上，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 我想避免争论，争论产生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我不能完全避免说明我的立场。尽管我认为在此为我的主张辩解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却想分析见解的差异，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 现在返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也许可以说我们能够给出的许多正确答案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下所述。我们憎恨专制、镇压和暴力，我们都信仰与它们斗争。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种类的讹诈，尤其也反对用战争威胁进行的讹诈。我们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希望和平，我们相信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我们都信仰自由，只有自由使生活值得去过。我们只是在屈服于讹诈和努力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在我看来，西方人希望和平与自由，我们都乐于为这两者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事实比我所描述的双方间的不一致更重要。我相信这个事实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描述。它非常乐观，以致由于担心你们失去自信，我几乎不敢向你们提出。因为我的命题是这样的： 我断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西方人所生活的这种社会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至今存在过的最好的社会。 在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决没有首先想到我们的物质财富，尽管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短暂时期中贫困已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这一点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贫困（尤其作为失业的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困的绝迹（不幸的是，只在西方绝迹）有几个原因，而生产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指明三个原因，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人信仰什么。 1。只要有足供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我们的时代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确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所有人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富有者的职责。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欲望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 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 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 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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