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来，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是缓慢的。在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历史演进中，它迟迟没有确立一个科学的裁剪制造体系。甚至可以说，在服装文化领域，尤其是封建后期，中国服装是不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只能作为整个东方服装的一个分支派别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在现代，中国古代服装作为一种文化，它是否已经消失了？
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论，先来看看中国古代服装形成的原因。中国古代服装有哪些特点呢？中国古代服装经历了那么多的朝代，具体来说是异彩纷呈的，但通过细细考证揣摩，也很容易把握其共同之处。其直观特征，概括起来有：结构简单，纹饰复杂，缝合处少，宽松。
现在来讲讲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社会习俗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提倡勤俭节约的国家。勤俭，是一种公认的美德，这跟古时候的思想家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反映在服装上，就是整体结构上相对的“简”。这跟西方服装是有明显差别的，西方服装经历了一个对人体结构的摸索时期后，结合美术，建筑等领域的成就，出现了许多高难度的服装制作技法。而中国古代服装则追求布料的“物尽其用”，因此布料的最大包裹程度决定了其结构相对的简单，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在于关于布料的使用创造上，提倡勤俭的中国人，不可能拿布料来做试验，也就无法制作出适合人体，结构复杂的服装来。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勤俭的风气使审美观产生的差异。在《墨子·辞过》中有这样的话：“古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这说的是，就是圣人穿的衣服，也不过是合身舒适就行了，并不追求华丽的外表去骗人。审美观上这样的认识，导致了服装的“简”。
哲学体系的影响
中国古代服装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影响是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先来论述什么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是哲学中的一个特殊观念，论述天和人即宇宙和人的关系问题。天人合一作为理论出现，发端于孟子，《孟子·尽心》中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他是把“天”和“人”联系在一起了。
古代帝皇是这样的，在大行皇帝入殓安奉陵寝之后。
新任帝王在元年登基大典后宣钦天监，则黄道吉日，选定风水最佳的龙型万年吉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陵寝）
在选择好一片万年吉地了后，由钦天监汇报给皇帝，皇帝会亲自带人视察核准最佳最满意的陵寝的位置，待到皇帝满意时，会取下自己常年随身携带的信物（比如玉佩，玉扳指，宝剑等物品）扔下去。这就叫定眼。定眼所在地方就是陵寝的开工建造的位置。然后必须将皇帝扔下去的随身携带的信物找到，信物所在的地方将来就是皇帝棺椁下的金井，然后把随身携带的信物投入金井里！就是这样建造的！等待皇帝大行之后入殓安奉陵寝。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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