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申不害教韩昭侯“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再次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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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扩展资料：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商鞅变法
百度百科-无为而治
百度百科-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