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2、《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战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3、《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4、《牡丹亭》
《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该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与《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感天动地窦娥冤》、 《长生殿》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
5、《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八大古典名著:
三言:冯梦龙
两拍:凌蒙初
西游记:吴承恩
三国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
聊斋:蒲松龄
红楼梦:曹雪芹
儒林外史:吴敬梓
后三部是清朝的,三国和水浒是元末明初,罗是施的弟子。西游记、三言两拍都是明代。
杨家府演义,作者不详
四书五经:春秋战国时期的
1、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
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
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2、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3、王勃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
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4、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5、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
6、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一说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7、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
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8、柳永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学习诗词,有功名用世之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离开家乡,流寓杭州、苏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京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遂一心填词。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暮年及第,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碱、泗州判官等职,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9、关汉卿
关汉卿(1234年以前-约1300年),原名不详,字汉卿,号已斋(又作一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今山西省运城)人,另有籍贯大都(今北京市)和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等说。
元杂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今知有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为他所作无定论),最著名的是《窦娥冤》。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散曲今存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
关汉卿塑造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一枝花·不伏老》)的形象也广为人称,被誉为“曲圣”。
10、元好问
元好(hào)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授权国史院编修,官至知制诰。
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年六十八。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
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中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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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百科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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