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6—7世纪传入中国。
从很早时候开始，人们就把罂粟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药品，因而便有意识地进行少量的种植生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会有鸦片的出现。作为一种商品，它既有使用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作为一种药品，它既有医疗使用的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积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赖、病魔的作用。
众所周知，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和灾难。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鸦片作为一种工具，既有经济上的商品作用，又有精神上的腐蚀作用。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它：正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时起，或者说，鸦片脱离单纯的医药作用时起，它就变成了毒品。同样，其他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无一例外。
让我们重温一下史籍的记载：“鸦片由罂粟之汁液提炼制成，原来产于小亚细亚一带，印度等地。十七、十八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从土耳其运到中国，数量不多。一七六七年前，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每年不过两百篇（每篇一百三十三磅，合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加……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由印度孟加拉输往中国的鸦片就达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箱。……”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第一、由于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又从1821年至184O年，中国白银外流有一亿元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银 500万元，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0％。第二、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第三、鸦片的毒害，摧残了人们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萎缩。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有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全世界的“瘾君子”共约600O万人 ？ （包括隐性吸毒人员在内则在2亿人以上），其中至少有500 ？ 万人注射毒品。按照国际刑警组织肃毒组组长李斯维在1994年底透露的说法，1994年全世界进行的毒品交易额达到了6500—700O亿美元，利润额高达400O亿美元，为该年仅次于军火贸易的第二位。其中，海洛因的利润为2000亿美元；可卡因为1000亿美元，大麻等其他毒品的利润为1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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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既可以从广义上泛指可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化学物质（特别是一些剧毒药物如KCN），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特指被人类当做嗜好品所滥用的功能性药物，多为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因滥用这类药品会害身心健康之，所以中文称之为毒品。通常使用毒品只是为了产生身体或心理上的娱乐目的，而非用来作生理或心理治疗之用，因此西方称之为娱乐性药物。毒品通常具有成瘾性，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身体对于药物的剂量需求也会不断提高。人在吸食毒品之后除了产生幻觉及可能会造成行为异常外，过量摄入毒品将造成死亡。各国对使用毒品均制定相关法律进行严格管制。
最早的毒品是鸦片，在中唐时期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已经有印度用鸦片治病的记载了。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毗奈耶杂事》第十卷就有印度王患有疾病，佛祖指点其吸药烟的记载，该书甚至还记载了吸食的方法。
就中国而言，最早流入的毒品为鸦片，俗称大烟，是一种天然产物，系未成熟的罂粟果用刀割裂后渗出的果浆，经晒干或加工而得的黑色膏状物。在公元 7世纪的上半叶，即唐朝初期，鸦片由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种植罂粟，但主要做观赏植物。
进入宋代后，随着人们对罂粟认识的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用途也不仅仅作为观赏植物，而受到医生和百姓的欢迎，医生用它来治病消灾，百姓用罂粟子煮粥为大补，成了医用和食补最佳选择。
到了金元时代，传承了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泻痢，但同时元代的名医也发现了罂粟的有害副作用，用“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来形容，可见其毒之烈。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因当时印度盛产鸦片，蒙古人大胜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大量鸦片，一时间“士农工贾无不嗜者”，从此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
到了明代后期，不论在京城与宫廷，还是民间百姓，食用鸦片日益盛行。可见，罂粟流入中国至少有 1300 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也已有 900 多年的历史，会制作鸦片并流行服用也有 500 多年的历史。
随着外国鸦片的大量流入中国，吸食鸦片像瘟疫一样在中国愈演愈烈，使中国政府白银大量外流，换来全社会的“吞云吐雾”，造成严重社会危机，逼得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禁烟运动。1729 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拉开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序幕。
1796 年嘉庆皇帝登基后，吸取前朝禁烟的教训，颁布了严禁吸食鸦片的条例，对吸食鸦片的行为进行严惩，以达到禁烟的目的。
1821 年道光皇帝继位，又颁布了一系列禁烟法，制定了《钦定查禁鸦片章程》，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开展了虎门硝烟，将禁烟运动推向了顶峰，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使得进口鸦片合法化，鸦片的走私、进口日益严峻，吸食人群日益扩大。
之后经历民国初期的禁烟、军阀割据的泛滥、日伪时期的毒侵、解放战争时期的禁烟等，在禁烟、泛滥、再禁烟的反复循环中，烟毒在中国大地泛滥并达到了高潮。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经过三年的轰轰烈烈禁毒禁烟运动，麻醉中国人民神经和困扰中国人民生活的毒品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并于 1953 年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创造了世界禁烟史上的奇迹。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国际毒潮的泛滥，境外贩毒集团把目光瞄向了中国市场，他们首先利用滇缅边境的特殊便利条件，假道中国过境贩毒，从而打开了中国的毒品入境通道。
在过境贩毒猖獗的同时，国内毒品的非法使用也迅速蔓延，消费市场也日益成熟，中国也由最初的过境国变为毒品输入国。受周边国家毒品泛滥的影响，由以西南入境为主，变为西南、东北、西北多头入境。
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 30 多年的毒品又卷土重来，且由传统毒品发展到新型毒品，由境外输入毒品发展到国内种植、生产、输出毒品，吸毒群体从普通百姓到娱乐明星乃至政府工作人员，吸毒场所从私人住宅到宾馆、洗浴乃至公共娱乐场所，吸毒范围遍布全国 34 个省市、自治区。
扩展资料：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6-7世纪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公元7世纪），阿片由波斯传入我国，当时主要用于治疗疾病，其使用量很少，并不存在吸毒成瘾问题。阿片的大量流入则是1733年，从加尔各答运销我国后，1880年销售量达4570箱（每箱重50-60千克）。
阿片流毒成为中国3000年未有之祸，上自官府缙坤，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906年，估计吸毒人数为1500万，临解放时已达2000万（约占总人口的4%）。
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对鸦片怀有如此的愤恨。
众所周知，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和灾难。鸦片作为一种工具，既有经济上的商品作用，又有精神上的腐蚀作用。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时起，或者说，鸦片脱离单纯的医药作用时起，它就变成了毒品。同样，其他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无一例外。
吸食毒品成了民间的常态。又不堪忍受摧残的妓女，吞鸦片自尽的例子很多。名妓赛金花，一生嗜鸦片，由于烟花岁月长期纵情无度，几遭丧夫打击，又吸毒成瘾，赛金花晚年贫病交加，瘦骨难支。
一个民族在鸦片中沦丧，即使是后来的甲午战争，还有士兵鞍上挂着鸦片烟枪，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然后奔赴战场。
多少年来，鸦片往往与孱弱的中华民族一体相连。鲁迅也无奈地指出：“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瘾品影响历史的进程并不仅是鸦片改变中国历史这一例，作为软性瘾品的茶也同样改变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而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则更说明了问题。
有人说，近500年来的现代世界是“瘾品或毒品”造成的。在20世纪的城市中，人们抽烟、喝酒、喝茶、喝咖啡甚至吸鸦片，过着500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生活，这是人们追求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影响的革命结果，这场革命就是“精神刺激革命”，刺激的核心是“瘾品”。
疾病、粮食等的传播有偶然性，只有鸦片、大麻、古柯叶、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的全球性流通是蓄意促成的，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本能与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瘾品改变了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法制网-毒品改变历史：被罂粟重塑的中华民族
毒品在近代中国的流毒，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18世纪末，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违反人道，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国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638119箱鸦片，掠夺了6亿多银元，到1917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外国共向中国推销、走私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折合鸦片共约7023119箱，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6616345219银元。这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
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119箱，价值6.01亿银元。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1880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估计有80％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担。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6万箱之间。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但到20年代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23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140万磅，土耳其鸦片达120万磅，波斯土达160万磅。据估计，192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吨，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3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10万担，即500万公斤。抗战结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一痛苦、耻辱的历史，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刺激了毒品的泛滥。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以鸦片为例，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而是形成了“鸦片文化”。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还须掺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连烟具也极其讲究，枪有宝石枪、虾须枪、象牙枪、沉香枪，灯有太原灯、琉璃灯、宝石灯。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悠然的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吃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慰心理。
鸦片在晚清、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数千年来，武威四布、疆域辽阔、物产丰盈，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头埋入黑甜的鸦片里，让它来麻醉肉体与灵魂。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天，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需要站得更高更远，透过历史去思考与反省。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真正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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