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喜欢女人穿扮男人服饰，国都的女人都效仿穿男人服装。齐景公派官吏禁止她们，并且指出：“穿扮男人服饰的女子，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虽然人们都看见有人被撕破衣服，扯断衣带，但还是不能禁止。晏子回答说：“大王让宫内女子这样穿，但却在宫外禁止它，就如同在门口挂牛头却卖马肉，您为什么不让宫内女人不穿扮男人服饰，那么外面也就没有人敢了。”
齐景公说：“你说的好。”令宫内女人不能穿扮男人服饰，没过一个月，全国就没有女人穿扮男人服饰了。
张齐贤，从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齐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齐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官职俸禄。这个奴仆乘空闲时间跪在齐贤面前说：“我侍候您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齐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三十年没有靠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侍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1，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2，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①历史进化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种厚今博古的思想和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淮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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