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人臣之论：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
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译文】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君权的臣子，有建功立业的臣子，有通达圣明的臣子。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民众，对外不能用他去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灵巧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从君主那里博得宠幸，这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上不忠于君主，下善于在民众中骗取声誉，不顾有利于公家的原则和普遍适用的道义，拉党结派互相勾结，把封锁蒙蔽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事务，这是篡夺君权的臣子。内足可用他来统一民众，外足可用他来抵御患难，民众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主，下爱护百姓而不懈怠，这是建功立业的臣子。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对政策法令和教育感化，他如影随形马上给下民作榜样，应付突发事件、对待事变，他就像回声一样敏捷迅速，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变化无常的情况，他的举措处处能成为准则榜样，这是通达圣明的臣子。
所以，任用通达圣明的臣子就能称王天下，任用建功立业的臣子就会强盛，任用篡权的臣子就会危险，任用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灭亡。阿谀奉承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丧命；篡权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危险；立功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荣耀；圣明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尊贵。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做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做篡夺君权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建功立业的臣子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通达圣明的臣子了。以上这些就是臣子的类别，它是预测国家安危与辨别君主贤不贤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它，并慎重地亲自选用大臣，这足可用作参考的准则了。
【原文】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
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
【译文】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顺从，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篡夺。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自己的党羽，这种人叫做国家的奸贼。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
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对象；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对象。伊尹、箕子可以称为劝谏了；比干、子胥可以称为苦诤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助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古书上说：“依从正确的原则而不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坚持正义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朝廷就不会偏邪不正；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受到信任，那么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猛有力的武士被使用，那么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上的大臣安置好了，那么边境就不会丧失。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团结别人共事，而愚昧的君主喜欢孤家寡人、独行其是；英明的君主推崇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享有他们的成果，愚昧的君主忌妒贤德的人、害怕有才能的人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自己的忠臣，奖赏自己的奸贼，这叫做极其昏庸，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
【原文】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也。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
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译文】侍奉圣明君主的，有听从而没有劝谏苦诤；侍奉一般君主的，有劝谏苦诤而没有奉承阿谀；侍奉暴君的，有弥补缺陷除去过失而没有强行纠正。被逼迫、受挟制地生活在混乱的时代，走投无路地住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他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把这些作为既成的习俗。《诗经》上说：“国家有了重大政令，不可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就会危害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恭敬而又谦逊，听从而又敏捷地执行命令，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决断和选择，不敢再根据私利去给予或剥夺别人的爵位，把顺从君主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适宜原则。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苦诤而不谄媚，果断刚强，思想端正而没有偏斜不正的念头，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适宜原则。调和却不随波逐流，温柔却不低头屈从，宽容却不和君主一起胡乱妄为，用最正确的原则去启发君主而没有不协调和顺的，那就能感化改变君主暴虐的本性，时时把正确的原则灌输到他心中去，这是侍奉暴君的适宜原则。
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训练过的马，就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就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所以要趁他畏惧的时候使他改正错误行为，趁他忧虑的时候使他改变过去的行为，趁他高兴的时候使他走入正道，趁他发怒的时候使他除去他们的怨愤之心，这样就能处处达到目的。《尚书》上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暗暗规劝而不懈怠；做君主的就会明智，做臣子的就会谦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译文】侍奉君主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积极；积极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忠诚；忠诚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品德。所以，没有品德如果成为一种德行，就会伤害积极、毁掉功绩、掩没苦心，所以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
【原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译文】有头等的忠臣，有次一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有国家的奸贼。用正确的原则熏陶君主而感化他，是头等的忠诚；用道德来调养君主而辅助他，是次一等的忠诚；用正确的主张去劝阻君主的错误却触怒了他，是下等的忠诚；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党羽的，这是国家的奸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说是头等的忠诚了；像管仲对于齐桓公，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说是下等的忠诚了；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可以说是国家的奸贼了。
【原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故仁者必敬人。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译文】仁德之人必定尊敬别人。一般说来，一个人不贤能，那就是没有德才的人。别人贤能却不去尊敬他，那就是禽兽了；别人没有德才而不去尊敬他，那就是如同戏弄老虎一般。人如禽兽就会胡乱妄为，戏弄老虎就会十分危险，灾难就会落到他身上了。《诗经》上说：“不敢空手打老虎，不敢光脚把河渡。人们只知这一点，不知其他有害处。要害怕啊要小心，要像面临那深渊，要像脚踩那薄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必定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有一定的原则：对贤能的人就景仰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畏惧地尊敬他；对贤能的人就亲切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疏远地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实际内容却是两样的。至于那忠诚守信正直老实而不伤害人，那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这是仁德之人的本质。以忠诚守信为本体，以正直老实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伦理法律为原则，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诗经》上说：“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成为表率的。”说的就是这种人。
【原文】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小人反是。
【译文】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谨慎小心，就是利益；斗殴发怒，就是祸害。君子喜爱礼节、音乐、利益，谨慎小心而不斗殴发怒，因此各种行动都不会失误。小人就与此相反。
【原文】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而同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译文】使忠诚不至壅塞而达到通畅，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这三种情况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白的。向君主谏诤然后才能有利于君主行善，违背君主的意志，然后才能为君主建立功勋，豁出生命而没有私心，极其忠诚而公正，这叫做使忠诚畅通无阻而达到顺从，信陵君类似于这种人了。夺取君权然后才能实行道义，杀掉君主然后才能实现仁德，君臣交换位子然后才能做到有操守，功业与天地并列，恩泽施加到广大民众，这叫做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惑昏乱而狂妄无知地追求生活享受，这叫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飞廉、恶来就是这种人。古书上说：“有了参差才有整齐，有了委曲才有顺从，有了不同才有一致。”《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以身作则成为各国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领导力三要素：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缰，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 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 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
《资治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史书？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杰出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张国刚教授从《资治通鉴》概说、精髓、讲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大家带来启发心智的哲思。
《资治通鉴》概说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年），凡1362年。
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内容条贯、叙事清晰，其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
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安排下，顾颉刚等十二名著名学者点校了《资治通鉴》标点本。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宋史》（本传）关于他的介绍是这样的：“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
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禀赋和个人素质超群。
司马光为什么写这本书？据司马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二）胡三省论《资治通鉴》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三）曾国藩评通鉴
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四）读史三境界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解释：所谓“资治”：不仅知道什么是“治”、“乱”，而且要作为“力行求治之资”。
所谓“鉴”：如人照镜，“可就正焉”。读者于历代兴亡、人之贤否之中，“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史三境界：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
司马光曾上疏宋神宗（1048-1085）：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
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
（一）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有三点：仁、明、武，这三点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
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
（二）治国之要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官人指干部的任用，赏与罚都是驱使官员努力工作的武器。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
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
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三）评论
从修心之要（仁、明、武）到治国之要（官人、信赏、必罚），再到用人、识人，构成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管理学体系、领导学框架！
《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张国刚教授具体分析了《资治通鉴》中的楚汉之争、贞观之治等历史事件，谈了自己的体悟，为大家带来了启发。
（一）楚汉之争：刘项谈成败
汉高祖刘邦在取得天下之后就总结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钱谷，安百姓，保证前线粮草供给，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我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我能用好这些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由此可见刘邦的领导艺术，即三不如（自知之明）、人杰（知人之智）、用之。
三不如，即领导要有自知之明。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通鉴》卷一，周纪，前377年）
大意为：“领导自以为是，众人的计策自然听不进去。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拍马屁奉承使得错误更加严重呢。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德派，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这国家能长治久安么！”
可见，刘邦赢项羽是因为他的领导力，能够把握方向、提出愿景，并通过对人们施加影响，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
张国刚教授进一步指出，领导的层次可分为三类，高层：胆识、超脱、价值、领导；中层：沟通、协调、效率、管理；基层：专业、勤勉、业绩、执行。高层管理者应遵循例外管理原则，注重重大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中层管理者应注重沟通技能：自动报告你的工作进度；对上司的询问有问必答，而且清楚；努力学习，了解上司的言语；接受批评，不犯第二次错误；主动帮助他人，只要不太忙；毫无怨言的接受任务；对自己工作提出主动改善计划。基层管理者要注重知行合一。
（二）贞观之治：太宗谈用人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通鉴》卷192贞观元年）
何谓“用人如器”？尊重人才，用其所长。要用人之长，就要容人之短。疑人要用，用人要疑。
唐太宗谈“用人如器”：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子思谈用人，取长弃短。子思：“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
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1）
唐太宗谈成功之道，唐太宗：“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由此可见唐太宗用人的“五原则”，一取才胜于己者。要恢宏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李靖、房杜）。二要用人之长，弃其所短。
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三要使贤不肖各得其所。这需要具备用人艺术。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都要心里有数。四须容忍梗直者顶撞。
这需要有大修养，同样也是对基本点的判断。（魏徵、王珪）五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
（三）修心克己
《资治通鉴》卷1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子击（魏文侯的儿子）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卷1，前403年）
所以，领导要更谦谨，更有自我反省能力。
司马光《传家集》“陈三徳上殿札子”：……窃惟人君之大徳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苖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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