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
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
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
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
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
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
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
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
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
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
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
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
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
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
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
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
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
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
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
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
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
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
《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
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
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
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
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
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
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
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
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
《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
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
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
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
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
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
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
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
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
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
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
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
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
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
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受字数限制，后几段译文暂缺，但是附件里有。
宋史富弼传
【原文】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初，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弼：“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仲淹坐争废后事贬，弼上言：“是一举而二失也，纵未能复后，宜还仲淹。”不听。通判绛州，迁直集贤院。赵元昊反，弼疏陈八事，乞斩其使者。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彻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钤辖卢守{勤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将刘平战死，德和诬其降贼。弼请按竟其狱，德和坐要斩。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弼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与唐监军无异。守勤、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时西夏首领二人来降，位补借奉职。弼言当厚赏以劝来者。事下中书，宰相初不知也。弼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于是从弼言。除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堂吏有伪为僧牒者，开封不敢治。弼白执政，请以吏付狱，吕夷简不悦。
会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请留之，不报。弼即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色，先以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劳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开怀与语，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闻。帝唯许增岁币，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进弼枢密直学士，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遂为使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弼归复命，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行次乐寿，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脱书词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即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易书而行。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弼声色俱厉，契丹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又除枢密直学士，迁翰林学士，皆恳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三年，拜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复拜枢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结好，议者便谓无事，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以诰纳上前而罢。逾月，复申前命，使宰相谕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弼乃受。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又开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不称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帝疑二边同谋。弼曰：“兵出无名，契丹不为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今契丹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备之。呆儿屡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弼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动。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王则叛，齐州禁兵欲应之，或诣弼告。齐非弼所部，恐事泄变生，适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驰至齐，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即自劾颛擅之罪，帝益嘉之，复以为礼部侍郎，又辞不受。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帝微觇知之，以语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顿首贺。帝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栗。弼、彦博入问疾，因托禳禬事止宿连夕，每事皆关白乃行，宫内肃然，语在《彦博传》。嘉祐三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弼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六年三月，以母忧去位，诏为罢春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帝虚位五起之，弼谓此金革变礼，不可施于平世，卒不从命。英宗立，召为枢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
熙宁元年，徙判汝州。诏入觐，许肩舆至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力辞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险得志。又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大抵小人惟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是时久旱，群臣请上尊号及用乐，帝不许，而以同天节契丹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弼言此盛德事，正当以此示之，乞并罢上寿。帝从之，即日雨。弼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帝手诏褒答之。
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神宗将许之，问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谓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侍御史邓绾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仆射判汝州。安石曰：“弼虽责，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县之急。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元丰三年，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参知政事时，当仁宗服药，尝与弼及文彦博议立储嗣，会翌日有瘳，其事遂寝。”帝以问彦博，对与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时事。嘉弼不自言，以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其大略云：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上误聪明，浸成祸患。今上自辅臣，下及多士，畏祸图利，习成敝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臣老病将死，尚何顾求？特以不忍上负圣明，辄倾肝胆，冀哀怜愚忠，曲垂采纳。
去年永乐之役，兵民死亡者数十万。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穷，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臣之所陈，急于济事。若夫要道，则在圣人所存，与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审观天下之势，岂以为无足虑邪？
帝览奏震悼，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曰文忠。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参考译文】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起初，他的母亲韩氏身怀有孕，梦见旌旗鹤大雁降落在庭院中，说是上天赦免，不久生下富弼。年轻时坚持学习，气量大度，范仲淹见到他后十分惊奇，说：“帝王的辅佐之才。”将他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将女儿嫁给他。
仁宗恢复制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应当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推举茂才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范仲淹由于争论废除皇后之事而遭贬，富弼上书说：“这是一举而二失，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该将职位归还给范仲淹。”没被采纳。任绛州通判，升任直集贤院。赵元昊叛乱，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请求斩杀赵元昊派来的使者，奉召任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富弼请求撤销宴会和舞乐，在别馆中赐予元昊使者酒饭。执政认为不行，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是朝廷的羞辱。”后来听说契丹果然撤除了宴会，仁宗深感后悔。这时禁止大臣超越职位上书言事，富弼因此议论日食，极力声明应付天象变化还不如使下情畅通，于是解除了禁令。
赵元昊进犯鄜延，攻占金明，钤辖卢守钺不救助，内侍黄德和带兵逃走，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陷他向敌人投降。富弼请求巡按审理此案，黄德和被腰斩。夏守斌贝任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富弼说：“任用夏守斌贝就已经被天下人讥笑，如今又对王守忠加以任用，这大概与唐朝监军没有什么差异。卢守勤心、黄德和失败的事情，还能重复吗？”诏令罢免王守忠。又请求让宰相兼领枢密院。这时西夏有二位首领前来归降，朝廷对他们只是补借奉职。富弼说应当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以便规劝人前来降服。事情下到中书，宰相起初不知此事。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而宰相却不知道！”更加极力论说此事，这样就听从了富弼的建议。授职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命出使契丹。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师的刑事案件。官吏中有伪造僧侣名册，开封府不敢治罪。富弼告诉执政者，请求将官吏捉拿交付狱吏，吕夷简不高兴。
正好契丹在边境驻扎军队，派遣大臣萧英、刘六符前来索要关南土地。朝廷选择聘答的人员，都认为契丹情形不能预测，不敢前行，吕夷简因此推荐富弼。欧阳修引用颜真卿让李希烈出使之事，请将富弼留在京师，吕夷简没有上报朝廷。富弼就入朝进对，叩头说：“人主忧虑臣下耻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仁宗为此深受感动，先让富弼接待陪伴契丹使者。萧英等进入宋朝境内，中使迎接慰劳他们，萧英声称有病不答谢。富弼说：“从前出使北方，病卧在车中，听到命令就起来了。如今中使到而你不拜谢，什么原因呢？”萧英慌忙起来拜谢。富弼与萧英敞开胸怀尽情而谈，萧英十分感动高兴，也不再隐瞒实情，就将契丹君主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诉给了富弼说：“能顺从，就顺从他，不能顺从，就用一件事情来搪塞他就足够。”富弼将这些全部汇报给仁宗。仁宗只答应增加岁币，并将宗室女子嫁给契丹皇子。
任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辞谢说：“国家有难，按理应不害怕烦劳，为什么反而用官爵来授人呢？”于是担任使者聘答。到契丹后，刘六符到别馆设宴。富弼见契丹主问好，契丹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隍，让老百姓成为士兵，想要干什么？群臣请求兴兵南下，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索求而没有获得，兴兵也不为晚。”富弼说：“北朝忘记了章圣皇帝的大恩大德吗？澶渊战役，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建议，北朝军队将一个也不能脱逃。而且北朝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就会利益全部归于臣下，而人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奉劝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替自己考虑罢了。”契丹主惊讶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末帝昏乱，土地疆域狭小，上下离心叛乱，因此契丹能保全军队而战胜他们，但壮士健马物资也失去一大半。如今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打算发动战争，能保住一定能获胜吗？即使获胜，损失的军队马匹，是群臣负责，还是人主负责？如果互通友好不断绝，岁币全部归人主，群臣又能享有什么利益呢？”契丹主彻底觉悟，不断地点头加以肯定。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赵元昊。塘水开始于何承矩，这件事在互通友好之前就有了。城隍都是修理好的，让老百姓当士兵也是为了补充军队的缺额，并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所要求的土地，是祖宗过去的地盘。”富弼说：“晋以卢龙送给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时代的事情，如果各自索要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
从契丹主处出来后，刘六符说：“我们的君主感到接受金帛是耻辱，坚决要求十县，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朕替祖宗坚守国土，怎能随便将土地送给别人呢。北朝要求的，不过是租赋而已。朕不忍心多杀死两朝赤心之臣，因此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如果一定要索取土地的话，这就是一定要破坏盟约，假借这点作为托词罢了。澶渊盟会，天地鬼神亲自看到了。如今北朝先发兵挑起事端，过错不在我们。天地鬼神，难道能欺骗吗？”第二天，契丹主召富弼一同打猎，将富弼的马靠近自己，又说获得土地就可以长久欢乐友好。富弼反复陈述不能这样，并且说：“北朝既然以获得土地当作荣耀，南朝一定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兄弟之国，又怎能一国荣耀一国耻辱呢？”打完猎后，刘六符说：“我们君主听到您所说的荣辱的话，意向十分感动觉悟。如今只有结成婚姻才能够商议了。”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埋怨隔阂。本朝长公主出嫁，所送聘礼不超过十万缗，哪里有像岁币那样无穷的利益呢？”契丹主告诉富弼让他回去，说：“等你再来时，应当选择一项能接受的条件，你就将盟誓书约带来。”
富弼回朝传达契丹主的要求，又从朝廷得到两条盟约及口传之词前往契丹。在乐寿驻扎，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作为使者而不看国书，假如国书言词与口传之词不同，我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看果然与口传之词不同，立即骑马回到京师，在晚上请求觐见，改换国书才前行。等到达时，契丹不再商议结婚之事，一心要增加岁币，说：“南朝将东西给我们时言辞应当说‘献’，否则就说‘纳’。”富弼为此争执，契丹主说：“南朝既然害怕我们，对这两个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率领军队南下，不后悔吗？”富弼说：“本朝兼爱南北，因此惮烦于更改和约，又怎能叫作害怕呢？即使不得已要动用武力，那么应当以理由充足和无理来作为胜负，这不是出使的臣下所能知道的。”契丹主说：“你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过这种事情。”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用军队，当时赠送东西，或许称作献纳。后来颉利被太宗捉拿，难道还有这样的礼节吗？”富弼脸色言词都十分严肃，契丹知道不能改变其想法，就说：“我自会派遣人商议此事。”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回来上奏说“：臣下用死来拒绝他们，他们的气焰已受到遏制，可以不允许。”朝廷竟然将“纳”字赠与契丹。刚开始接受朝命，听说一女死亡；再受朝命，听说生下一个儿子，都不顾。又授职枢密直学士，升为翰林学士，都诚恳地辞谢，说：“增加岁币不是臣下本来的愿望，只是因为正在讨伐赵元昊，没有时间与契丹较量，因此不敢以死争执，怎敢接受呢！”
庆历三年（1043），授职枢密副使，更加坚决辞谢，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又授职枢密副使。富弼言：“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万一契丹破坏盟约，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治朝政。”将制诰交纳仁宗，被罢职。一个月后，又重申以前的任命，让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富弼才接受任命。仁宗急切地用天下太平来督责宰相辅臣们，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又打开天章阁，给予笔和纸，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富弼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大致内容是进纳贤才斥退无能、阻止侥幸之徒、革除过去的弊端为根本，打算逐步更换监司中没有才能的人，让监司裁减所属各部的官吏，这样小人就开始不高兴了。
赵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称男不称臣。富弼说：“契丹臣服元昊而元昊不向我们称臣，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不能允许。”于是斥退其使者，终于向宋朝称臣。庆历四年（1044），契丹在云中受礼，而且出动军队与赵元昊一起讨伐呆儿族，这里离河东很近，仁宗怀疑二边共同谋划。富弼说：“没有理由出兵，契丹是不会干的。赵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如今契丹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赵元昊有怨言，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契丹怀疑是赵元昊指使的，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有人请求调动军队加以防备，富弼说：“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臣下请求任其如此。”仁宗于是停止发兵，契丹终于没有进犯宋朝。夏竦不得志，用流言蜚语来中伤富弼。富弼害怕，请求宣抚河北，回到京师后，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一年多后，谗言没有得到效果，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发生大水，老百姓到处流浪讨饭。富弼规劝所部属的老百姓拿出粮食，加以政府的粮食，获得公私庐舍十余万栋，将流民各地安排，以供给柴水。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一般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饭菜进行慰问，出于最大的诚心，人人都尽力而为。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死了的人用大坑合葬，将它叫作“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老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共救活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达万人。仁宗听说后，派遣使者嘉奖慰问，授礼部侍郎。富弼说“：这是守臣的职责。”辞谢不予接受。在此之前，救灾的都将老百姓聚集在城中，给流民煮粥吃，结果导致疾病，以及互相践踏，有的等待救济数天都不能吃到粥而饿倒，名义是救济灾民，实际上是杀死灾民。自从富弼立法简便周到详尽，天下相传来作为样板。
王则叛乱，齐州禁兵打算响应，有人到富弼处进行禀告。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取齐州，结果兵败，没有一人得以逃脱。立即自己弹劾所犯专擅的过失，仁宗更加奖赏他，又让他任礼部侍郎，又辞谢不接受。升为大学士，调任知郑州、蔡州、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1055），诏令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宣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观察知道此事，对学士欧阳修说：“古人看命观相，有的从梦中和占卜中得知，难道像如今人情这样吗？”欧阳修叩头致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得见，中外忧虑害怕。富弼、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宫内严肃整齐，事在《文彦博传》中。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富弼当宰相，遵守礼仪，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顺从公众议论，没有任何偏心。在这时，百官尽职，天下平安。嘉祐六年（1061）三月，由于母亲丧事离职，诏令为此免除春宴。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过了二年，由于脚病请求解除任职，授职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为祁国公，又受封为郑国公。
熙宁元年（1068），调任汝州判官。诏令入朝觐见，允许坐轿到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让其儿子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令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所作为，上对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神宗沉默不语。到日影西移才告退。神宗打算将他以集禧观使留在京师，极力推辞，到郡县赴任。熙宁二年（1069）二月，诏授职司空兼侍中，赏赐上等府第，全部辞谢，任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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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http：//yw。eywedu。com/24/20/mydoc164。htm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