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袁枚《祭妹文》，原文+翻译

清·梁启超《谭嗣同》原文：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

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

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

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

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

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

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

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

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

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

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白话释义：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颁布后，谭君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皇帝宣召。碰上他这时生着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间带病进见皇帝。

召见时，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绪破格提升他为有四品卿衔头的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称为“军机四卿”。

参预新政的几人，犹如唐宋时代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光绪本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后，不敢按自己的想法办。几个月来，光绪有询问的事，就让总理衙门传达旨意；康有为有向上报告的事，就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信里了。

自从“四卿”进入军机处，这以后光绪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开始能够稍稍通达，决心要实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后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厉害了，不到十天，政变就发生了。

起初，谭君刚进京，(有人)跟他谈到皇上手中无权和西大后阻挠变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说法。

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指令谭君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出历朝皇帝的遗训给他，(大监)转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有开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诏谕中，因为皇上将在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君退朝回来，就告知同事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了。”

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拟开懋勤殿的事情了，以为今天诏谕将要下达，可是终于没有下达，于是大家越发知道西大后与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

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

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

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谭君就直截了当地拿出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今天可以援救我们的圣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说“如果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控告我，把我杀掉，你可以凭这‘功劳’得到富贵呀！”

袁世凯正色厉声说：“您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同您一样，都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的责任，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如有什么指教，我当然愿意听从。”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天津阅兵一举。您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指挥调遣，荣禄将会依仗你们的兵力来进行废黜皇上的大事。

虽然这样，董、聂的兵力是不值一说的，天下强有力的，只有您了。如果事变发生，您用您的一支军队，就可以敌他们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肃清皇上身边的坏人，整肃宫廷里边的秩序，指挥起来稳操胜算，镇定自如，这是一世无比的事业哩！”

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急速跑入我的军营，传布号令诛讨奸贼，那么我一定能随同诸位，竭尽死力来补救。”谭君又说：“荣禄待您一向优厚，您将怎样对待他呢？”袁世凯笑笑，却不说一句话。

他的一位幕僚说道：“荣贼并不是真的推心置腹对待我们慰帅。过去，某公曾想增加慰帅兵员，荣贼说：‘汉人，不能给他们大大的兵权。’原来不过是笼络慰帅罢了。

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弹劾慰帅一事来说，胡是荣贼的心腹，荣贼指使他揭发慰帅，却由自己来查办，为慰帅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为宁夏道的一个知府，接着又提升为宁夏道员。

这就是荣贼心计极端险恶、极端奸诈的地方，慰帅岂有不知道的！”谭于是说：“荣禄本来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干，称得上是绝世的奸雄，要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

袁世凯立即装出一副怒容，瞪视谭君说：“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两人共同商谈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枪枝弹都掌握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各级将官也大多是旧人。

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

虽然这样，天下事还得明知它难做，却尽力去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馆避难，谭君却整天不出门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没来，第二天他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带了他写的著作与诗文稿本几册、家信一包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无从谋求将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

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那么程婴和杵臼，月照和西乡，就让我和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就相互拥抱告别。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君又同侠士王五共谋救皇上，这事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君到日本避难，谭君没有接受。

再三再四的劝他，谭君说：“世界各国的变革，没有不经流血牺牲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牺牲的话，请从我谭嗣同做起。”他终于没有出走，因此最后遭了祸难。

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

于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南城菜市口，年仅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有上万人，谭君神态慷慨没有一点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叫刚毅上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谭君于是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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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

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人物背景：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

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

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原文：

《祭微之文》 唐 白居易

维大和五年岁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七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国鄂岳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元相微之：

惟公家积善庆，天锺粹和，生为国桢，出为人瑞，行业志略，政术文华，四科全才，一时独步。虽历将相，未尽谟猷，故风声但树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苍生之不遇也，在公岂有所不足耶？

《诗》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贤良之恳辞也。若情理愤痛，过於斯者，则号呼抑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呜呼微之！

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间，今不复叙。至於爵禄患难之际，寤寐忧思之间，誓心同归，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

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过洛，醉别愁泪，投我二诗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曰：“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吟罢涕零，执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馆於鄂，悲讣忽至，一恸之后，万感交怀，覆视前篇，词意若此，得非魂兆先知之乎？无以寄悲情，作哀词二首，今载於是，以附奠文。

其一云：“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妻孥亲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其二云：“文章卓荦生无敌，风骨精灵殁有神。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埃尘？”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

三界之间，谁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呜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泪，引酒再奠，抚棺一呼。

《佛经》云：“凡有业结，无非因集。”与公缘会，岂是偶然？多生以来，几离几合，既有今别，宁无后期？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呜呼微之！言尽於此。尚飨。

译文：

维大和五年每年第二日十月初一十七日，中大夫任河南尹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给白居易，以清酒作为祭品，敬祭于已故相国鄂岳节度使追赠尚书右仆射元相微的灵前：

你们家中因为长期积累善行所以有福气，上天赋予你们纯粹的灵气，生来就是国家的栋梁，出世是人间的祥瑞，德行功业志向谋略，四科全才，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历任将相，没有完全谋划，所以风声只树在偏远的小镇，功利没有普及到各地。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了，在你难道有什么不满足吗？

《诗》说：“善人君子，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又说：“如果可以赎罪啊，百人甘愿化尘埃。”这是古人哀惜贤良的恳切推辞呢。如果十分痛心疾首，超出现在这种状况，就高喊着抑郁痛苦都不能够，又怎么能说得完心中的痛苦呢？唉，微之呀！

贞元末年，我们之间才有了相交的名分，行为举止，没有什么不同，友情如金石般坚固，如胶似漆，言语不足以说明。死生契阔的三十年，你我之间诗歌唱和，留下无数诗篇在人间传播，现在不能再叙这段情谊了。至於爵禄患难的时候，日夜忧愁之间，我们发誓一同进退，彼此相互鼓励，分布在文章，现在不重云。

只有最近，你拜了左丞相，经过洛阳，你我二人醉别洒下热泪，送给我我两首诗，说：“你应该怪我拖延时间，我想与你告别实在太难。白头发渐渐稀少，明天恐怕你没有这样的欢乐。“又问：“自从认识你以来三度告别，这回连胡子都斑白了。你必须会知晓这份心意，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相见的机会。”

吟罢洒下泪水，握手然后离开。私下揣测他所以难以割舍的缘故，心中惊惧。等到你去世于鄂，悲伤消息忽然到达，万感交集，查看前面的诗篇，这个词的意思，难道不是魂兆先知的吗？无以寄托悲伤的感情，写哀词二首，现在记载在这，以附奠文。

其中一个说：“八月凉风吹白幕，卧室的门廊下微弱的哭。妻子儿女亲友前来吊唁，只有道皇天无所知。第二个说”：“文章卓越人生无敌，风骨精灵死有神。哭送咸阳北面的原野上，能按照规定作尘埃？”微之！开始以诗交，最后以诗诀，弦笔两绝，这难道就是今天了吗？唉，微之！

人世间，谁不是生老病死，四海之内，谁没有知心的朋友？但是我你曾经如此亲近，如今却天人永隔，你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了，未死的人又该怎么样呢？唉，微之！我已经是六十岁的衰翁了，心如死灰，血泪交流，把酒撒到地上，抚摸着棺材涕泪横流。

《佛经》说：“凡有业果的产生，无不是因为业因的集结。”与您缘分，难道是偶然？多年以来，无数次的分离重逢，既有现在的别离，难道没有重逢之日了？你虽然不能再归来，我应当随你而去，哪里有形体去而影子还在，皮亡而毛活着的道理呀！

唉，微之！我要说的话都在这里。请享用祭品吧。

扩展资料：

这篇文章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祭文，白居易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文学成就。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

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