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群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篱口。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百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著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他，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秦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
进，与操遇于赤壁。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当初，鲁肃听说刘表已死，（便）对孙权说：“荆州与我国邻接，地理形势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广阔，人口繁多，生活富裕，如能占为已有，这是开创帝王之业的凭借。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刘琦、刘琮）又不和协，军队中的那些将领，有的拥戴刘琦，有的拥戴刘琮。刘备是天下骁悍的雄杰，与曹操有仇，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妒忌他的才能而不能重用（他）。如果刘备和刘表的部下们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就应当安慰他们，与他们结盟友好；如果他们离心离德，就另作打算，以成就（我们的）大事。请让我能够奉命去慰问刘表的两个儿子，同时慰劳军中掌权的人物，并劝说刘备安抚刘表的部下，同心一意，共同对付曹操，刘备必定高兴而听从我们的意见。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天下大势可以决定了。现在不赶快前去，恐怕就被曹操占了先。”孙权即刻派鲁肃前往。（鲁肃）到夏口，听说曹操已向荆州进发，（于是）日夜兼程，等到到了南郡，刘琮已投降曹操，刘备向南撤退，鲁肃直接去迎他，与刘备在当阳县长坂坡相会。鲁肃转达孙权的意思，（和他）讨论天下大事的势态，表示恳切慰问的心意，并且问刘备说：“刘豫州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刘备说：“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老交情，打算去投奔他。”鲁肃说：“孙讨虏为人聪明仁惠，敬重、礼待贤才，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顺、依附他，已经占据了六个郡，兵精粮足，足够用来成就大业。现在为您筹划，不如派遣亲信主动去结好东吴，以共建大业。（但是您）却打算投奔吴巨，吴巨是个平庸的人，又处在偏远的郡地，很快被人呑并，难道能够依靠吗？”刘备很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子瑜的朋友。”两个人随即（也因子瑜的关系）交了朋友。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江东避乱，是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纳了鲁肃的计谋，率兵进驻鄂县的樊口。
曹操将要从江陵顺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很危急，请让我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与鲁肃一起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了孙权，劝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您在江东起兵，刘豫州的汉南招收兵马，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削平大乱，大致已稳定局面，于是攻破荆州，威势震动天下。英雄没有施展本领的地方，所以刘豫州逃遁到这里，希望将军估量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这个局面！如果能用江东的兵力同中原对抗，不如趁早同他绝裂；如果不能，为什么不放下武器、捆起铠甲，向他面北朝拜称臣呢！现在将军外表上假托服从的名义，而内心里怀着犹豫不决的心思，局势危急而不能决断，大祸没几天就要临头了！”孙权说：“假若如你所说，刘豫州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罢了，还能恪守节义不受屈辱；何况刘豫州（是）汉王室的后代，英明才智超过所有的当代人，众人敬仰、倾慕他，就象水归大海一样。如果事情不成功，就是天意，怎能再居于其下呢？”孙权发怒说：“我不能拿全东吴的土地，十万将士，来受人控制，我的主意决定了！除了刘豫州就没了（同我一齐）抵挡曹操的了，可是刘豫州在刚打败仗之后，怎能抗得住这个大难呢？”诸葛亮说：“刘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坂坡打了败仗，（但是）现在归队的士兵加上关羽率领的精锐水兵还有一万人，刘琦收拢江夏的战士也不也于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疲惫不堪，听说追逐刘豫州，轻装的骑兵一日一夜跑三百多里，这就是所谓‘强弓发出的箭到了尽头，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啊，所以兵法上忌讳这样做，说‘一定会使主帅遭到挫败’。况且北方的水兵，不习惯在水上作战；还有，荆州的民众所以归附曹操，是被他武力的威势所逼，不是发自内心的顺服。现在将军当真能派锰将统领几万大军，与刘豫州协同规划、共同努力，攻破曹操的军队就是必然的了。曹操的军队被打败，势必退回到北方；如果是这样，荆州、吴国的势力就会强大，三国分立的形势就会出现。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听说非常高兴，就同部下们谋划这件事。
这时，曹操送给孙权一封住说：“近来我奉皇帝命令讨伐有罪的人，军旗指向南方，刘琮投降。现在训练了水军八十万之多，正要同将军在东吴会战。”孙权将这封信拿给部下的众人看，没有一个不象听到巨响而失去了常态。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是豺狼猛虎，挟持着皇帝来征讨天下，动不动以朝廷（的名义）为借口，现在抗拒他，事情更为不利。再说将军抗拒曹操的主要凭借是长江；现在曹操得到荆州，占有了那里的全部领地，刘表组建的水军，大小战船甚至用千位数计算，曹操将这些战船全部沿江摆开，同时还有步兵，水陆一齐进攻，（这样一来）长江的险要地势已经同我方共同占有了。而实力的大小、强弱又不能相提并论。我以为最好的打算是不如迎顺他。”（这时）只有鲁肃沉默不语。孙权起身去厕所，鲁肃追到屋檐下。孙权知他来意，握着他的手说：“您要说什么？”鲁肃说：“刚才我察看众人的议论，（是）专门想贻误将军，不值得与（他们）谋划大事。现在我鲁肃迎顺曹操，曹操想必会把我送还乡里，品评我的名位，还少不得（让我做一个）最低等的曹里的小差事，坐牛车，吏卒跟随，交往士大夫们，然后逐渐升官，仍然不低于州郡一类的职位。将军您迎顺曹操，会得到一个什么归宿呢？希望您早定大计，不要采纳那些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所持的议论，非常让我失望。现在你阐明利害，正与我的想法一样。”
当时，周瑜奉命到番阳去了，鲁肃劝孙权召周瑜回来。周瑜回来，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在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其实是汉朝的奸贼。将军凭着非常的武功和英雄的才具，还继有父兄的功业，占据着江东，土地方圆几千里，军队精良，物资丰裕，英雄们都原意为国效力，正应当横行天下，替汉朝除去残暴、邪恶之人；况且曹操是自来送死，怎么可以迎顺他呢？请允许（我）为将军谋划这件事。现在北方还没有平定，马超、韩遂还在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的军队放弃鞍马，依仗船只，与东吴争高下。现在又天气严寒，战马没有草料。驱赶着中原的士兵很远地跋涉在江南的多水地带，不服水土，一定会生疾病。这几项都是用兵的禁忌，而曹操却都贸然实行。将军捉拿曹操，应当正在今天。我周瑜请求率领几万精兵，进驻夏口，保证替将军打败他！”孙权说：“老贼想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罢了；现在那几个雄杰已被消灭，只有我还存在。我和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战，很合我的心意。这是苍天把你交给我啊。”于是拔刀砍断面前放奏章的桌子，说：“各位文武官员，敢有再说应当迎顺曹操的，就和这奏案一样！”于是散会。
这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见曹操信上说水军、步兵八十万而个个害怕，不再考虑它的真假，便发出投降的议论，是很没道理的。现在按实际情况查核，他所率领的中原军队不过十五六万，而且早已疲惫；所得到的刘表的军队，最多七八万罢了，而且都三心二意。用疲惫染病的士兵控制三心二意的军队，人数虽多，也很不值得畏惧。我只要有精兵五万，已经足够制服它，希望将军不要忧虑！”孙权抚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您说到这里，很合我的心意。子布、元表等人只顾妻子儿女，夹杂着个人的打算，很让我失望；只有您和子敬与我一致，这是苍天让你二人辅助我啊！五万兵难在仓猝之集合起来，已选好三万人，船只、粮草、战斗用具都已办齐。你与子敬、程公就先行出发，我会继续派出军队，多多装载物资、粮食，作您的后援。您能对付曹操就同他决战，倘若万一战事不利，就撤回到我这里，我当和孟德决一死战。”于是任命周瑜、程普为正、副统帅，率兵与刘备同力迎战曹操；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计划作战的策略。
……
（孙、刘联军）进军，与曹操（的军队）在赤壁相遇。
这时曹操军中的士兵们已经有流行病，刚一交战，曹操的军队（就）失利，（曹操）率军退到江北驻扎。周瑜的军队驻扎在南岸，周瑜部下的将领黄盖说：“现在敌多我少，很难同（他们）持久对峙。曹操的军队正好把战船连接起来，首尾相接，可用火烧来打退他们。”于是调拨十只大小战船，装满干苇和枯柴，在里面灌上油，外面用帷帐包裹，上面树起旗帜，预备好轻快小船，系在战船的尾部。先送信给曹操，假称要投降。这时东南风来势很急，黄盖把十只战船排在最前头，（到）江中挂起船帆，其余船只都依次前进。曹操军中的将领、士兵都走出营房站在那里观看，指着说黄盖前来投降。离曹操军队二里多远时，（各船）同时点起火来，火势很旺，风势很猛，船只往来象箭一样，把曹操的战船全部烧着，并蔓延到岸上军营。霎时间，烟火满天，人马烧死的、淹死的很多。周瑜等率领着轻装的精兵跟在他们后面，擂鼓震天，曹操的军队彻底溃散了。曹操带领军队从华容道步行逃跑，遇上泥泞的道路，道路不能通行，天又（刮起）大风，就命疲弱的士兵都去背草填路，骑兵才得以通过。疲弱的士兵被骑兵践踏，陷在泥中，死的很多。刘备、周瑜水陆一齐前进，追击曹操到了南郡。这时，曹操的军队饥饿、瘟疫交加，死了将近大半。曹操于是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把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把守襄阳，（自己）率领（其余）的军队退回北方。
1。气象问题，南方还有50年不遇的雪灾来。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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