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魏公知北都，有中外亲献玉盏一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乃开醇召漕使显官，特设一桌，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酌酒，遍劝坐客。俄为吏将误触台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宽大重厚如此。
译文：
韩琦任北都的行政长官。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耕地的人进入破损的坟墓得到的，玉盏从里到外找不到一点瑕疵，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特别视为珍宝。于是打开醇酒召集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和显要官员，韩琦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铺上了绣花的布，把玉盏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饮酒，向在座宾客劝酒。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盏全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小吏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神色平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小吏说：“你只是不小心，不是故意的，又有什么罪呢？”韩琦的度量宽大就是这样。
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 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 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 岂非然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证，亦举了桀、纣等君王为反面例证；既从为臣的角度谈谏诤，亦以君王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文章条分缕析，反复引证，层层推进。文中叙事、引证、议论环环相扣，理据事而存，事依理而深，使这篇史论达到了“曲尽事理，于平淡中见透辟”的艺术境地。
曾巩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认为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其弟曾肇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亡兄行状》)正因为曾巩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必止于仁义，故其抒情写景之作较少，而议论说理之文颇多。曾巩早年深受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思想的影响，为官任上常竭力为民消灾除难。正如韩维所云：“其为政，严而不扰，必去民疾苦而所欲者。”(《曾巩神道碑》)因而政绩显著。他一生注重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治，对谏诤之事往往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原则。曾巩这些思想除了身体力行之外，在其文章里也多有体现。这篇史论中，作者赞扬了魏征，并明确提出了公开诤谏内容以“告万世”的主张，实际上这是旨在公布封建帝王的缺点与过错。这在当时无疑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或许有了魏征作楷模，又有“兴天下，报国家”之心，(《上田正言书》) 曾巩为“治国”而落笔的勇气也因此而倍增。曾巩的文章往往“皆因事而发”，故内容充实，绝少空谈。本文虽侃侃而论，却要言不烦，语出有据。虽在传后，也并无说教或多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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