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入，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它叙事详明，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炼富艳，成功地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叙述典型事件，注重矛盾冲突，留意细节描写，突出心理活动，记载富有个性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一、《左传》的人物叙述方法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人物叙述具有流动性。但《左传》的叙述者因事写人，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中，从记事中写人物，随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方式，分别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人物形象分为两种模式——“累积型”和“闪现”型。许多大国国君和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因为他们的事迹分散在《左传》各年的叙事中，只有将若干年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人物只是通过一件事来表现性格，笔法极为灵活，一时一事，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文字简练而鲜明。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虽然转瞬即逝，一闪而过，却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说：“在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左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静止的人物，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静止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其性格都保持不变。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我们在《左传》中找到下面的类型：善良而能干的统治者；恶劣而愚蠢的统治者；明智而忠诚的大臣；有权有势有野心而且还邪恶的大臣；为执着理念的表面义所害的可怜虫‘大公无私和有远见卓识的妇女；祸国殃民的女子；乐于牺牲自己生命去保护坏而无用的主人。”因此，《左传》的人物叙述具有类型化、扁平和静止的特点。《左传》的叙述者是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兼述人物的。譬如郑庄公：1、不友不孝、不臣不忠“郑伯克段与鄢”是《左传》的第一件大事。此时，郑庄公继位没多久，他的弟弟与他争夺君位。他听之任之，听任他的弟弟扩大地盘以养其罪恶，待时机成熟，既而灭之。他表面上是容忍等待，实则蓄意斩草除根，用心险恶见其不友。庄公对母亲极为愤恨，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虚伪的孝道，用在“黄泉路上”挖地道的方法与母亲见面，由此见其不孝。隐公三年，周平王不想让郑庄公做王室左卿士，郑庄公心怀不满，周平王心怀担心，于是双方互换太子作为保证。后来，周平王未履行诺言，郑庄公便派人去劫掠周王室的麦；秋天，又取其禾，由此见其对周天子的跋扈与不忠。郑庄公对周王室既跋扈又利用。在“周郑交质”不久，隐公六年，郑庄公亲自去朝见天子，隐公八年再去，直至周王室谅解。2、贪婪虚伪、奸诈多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伐许。他虽然很有野心，却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取许。他让许大夫百里丰许叔以居东偏，作为傀儡政权，又叫郑大夫公孙荻居许西偏位监督。他跟许大夫讲话，起初安慰和恭维许国，拐弯抹角，最后一句“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也。”表面上希望许国保护郑国，实际上是希望许国永远成为其保护国。这段话既抚恤了许国，有体现了郑伯的“仁至义尽”。其贪婪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桓公五年，郑庄公打败王师。天子本人也被箭射伤。郑庄公不但没有追击王师，反而犒慰王师，假装慈悲，其奸雄性格此时发展到了顶峰。 二、《左传》的人物叙述技巧 1、在细节中展现人物个性在历史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侯卿相及其追随者和破坏者，在春秋那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和军事纷争不断，《左传》人物多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中展示个性特征，作为叙事散文。《左传》重在叙事，人物性格的种种，包括生活细节便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郑庄公在与其母亲、弟弟的矛盾表现在争夺权位的斗争，而非家庭琐事。《左传》通过细节刻画来展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人物形象。郑庄公将幽禁母亲，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得相见。但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取颍考叔隧道相见之计，与母亲见面。这里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孝道孝行的虚假，丰富了郑庄公的形象。2、融补叙和插叙等艺术手法与细节当中《左传》的叙事用了多种叙事技法，补叙、插叙、追叙等等，其中在表现人物的细节描写中亦不乏这些细节的描写技巧。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例如；写重耳逃亡一篇，便是从19年前写起；《郑伯克段与鄢》开头从“庄公寤生，惊姜氏”写起，郑庄公与母亲的弟弟的矛盾便由此埋下伏笔，为后文表现庄公的性格作了铺垫。3、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极少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行动和对话展现人物形象。例如：《鞍之战》中郄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郄克、张侯和郑丘三人同仇敌忾，在对话和行动中再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 三、《左传》的人物评价 《左传》中叙述者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式，即在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或其他某名人“曰”的形式，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作者自己不说话，而是假借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表现郑庄公的不友和不孝，不忠和不敬时，叙述者是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而极少作直接的主观评价。同时作者善于通过对比的方式刻画人物，譬如：郑庄公在有意冒犯周天子之后，又去慰问周天子，这里既嘲笑了周襄王的无能，揭示了周王朝的衰败，也讽刺了郑庄公的城府和虚伪。实际上这篇作品为《左传》开宗明义，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缩影。作品中的颍考叔是个小人物，作用却不可低估。文末作者假借“君子曰”介入评论，表彰颍考叔的孝道，表明了作者维护礼乐制度的态度和用心。多数情况下，《左传》叙述者假借社会舆论家的身份进行评议，不直接判断是非，也没有改变对人物的批判原则。如：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藨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该段没有从正面说明周、郑谁对谁错，而是说双方不该背弃礼仪，不忠不信。对于郑庄公的不取许，认为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说，有其难能可贵的一面。作者用一句“失正刑矣”，批评郑庄公对“组颕”一事的处理，可见作者对事不对人，原则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