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
这一两个人的心倾向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追逐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是大势所趋向的,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因此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而渐渐形成习俗风尚。
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回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
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如果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然而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如果采取我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如果采取我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就会认真小心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稍有闪失,就会败坏风尚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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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文
清代 曾国藩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二、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1821—1850)进士。1853年(咸丰三年)初,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出省与太平军作战十一年,是镇压太平军的魁首,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并因此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死后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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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与导读】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陶铸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陶铸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语译】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深究与鉴赏】陶铸人才,移风易俗,是曾氏力挽晚清政局之颓势,所提出之救病良方。对于人才之栽培与任用,曾氏早已身体力行。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本篇文章之见解,曾氏早已躬行实践,试验有成,自与徒托空言,不切实际者有别。曾氏为文,私淑方苞、姚鼐,深得桐城义法“雅洁不芜”的精髓。本篇文章,在“端绪不繁”,“陈义不杂”方面,的确与桐城派标榜之“义法”一致。就章法和修辞学来说,开篇运用“提叙”法,各段灵活使用层递、对衬之修辞技巧,且论事说理,有详有略,有主有宾,故能“雅洁不芜”。其中有铺叙、有转折,有短句、有长句,句法变化,跌宕生情,值得品赏。本篇以陶铸人才为主体,移风易俗则申其作用。故篇首开宗明义即揭示论点大纲,道破一篇要旨。作文之法,若能在开篇即总挈纲领,提明大要,则下文论述理之是非、人之贤否、势之成败、事之祸福,总如破竹,可使观者井然,而铁案如山;既无散漫之失,又有提醒之效。本篇开首二句,信有此妙。桐城派高唱“义法”,而推崇左传、史记。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叙事之文,最苦散慢无检局,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林纾左传撷华亦赞美左传:“美不胜收!每举一事,必有对也。”曾氏既得桐城义法之真传,反映在原才本篇中,就是对比映衬技法之广泛使用。如第一段,以庸弱与贤智相对照,以突显人才之难能可贵;又以“赴义”与“赴利”相映衬,以见人才思想的两极影响。其中前后两段论述,又皆用层递修辞法将文意作轻重有序之安排,故条理井然。第二段,赞扬先王之治,而感叹“世教既衰,欲抑先扬”,“治”“衰”相形,也是两两相对,前后映衬;只不过,此处侧重反面详说,以翻应人才应“当路在势”的主题旨趣。反衬烘托中,再用铺叙排偶句法详写衰世英雄之影响;其间并列“仁义”与“功利”作对衬,也达到相映成趣之效果。第三段,前幅反驳在势君子言天下“无才”之谬说,后幅提出“一命以上”皆当以“拔才”为使命之建言,也是以“无才”、“拔才”对举映衬,表现旨趣。其中后幅遣词造句都用层递法行文:由移十人、拔十人,渐层到移百人,拔百人,是递升式层递。转移社会风气责任,由期勉“高明”“在势”之君子,而推广到“一命以上”,也是递升式用法,行文轻重有序如此,条理层次自然分明。最后一段,论选拔人才,转移风气,是君臣上下的当务之急,也是采层递行文,先君王后臣下,则为递降式。其中文字又有详略之分,君略臣详,君王只略叙一句,臣下却详写四句,详略之道跟轻重有关,陶铸人才,移风易俗,“有国家者”只要“存吾说”就可以了;至于执行成效,或扩大影响层面,则非“一命以上”全体动员不可,既强调臣下的动员和配合,故当多写。写士大夫处,亦从正反两面作较周到之论述。通篇文气,于劲直中隐寓婉曲;句式变化,顿挫有致。而且全篇甚少“僻字涩句”,结构是谨严而缜密的。文正公致力陶铸人才,转移风气,咸丰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之日记,足可相互发明:“是日,与李甲夫言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因以作字、作文、打仗为例,说明一切“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可作为人才与风气转移之注脚。(张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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