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学圣典”，又是一部治国方略大典，不仅能够广泛运用于军事，而且适用于商业经营、企业管理、体育和外交等领域，并且都已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笔者认为把孙子这部军事名著仅看成是谋略之书是不够的。《孙子》所以能够蜚声中外，经久
不衰，是有它丰富深刻的哲理，博大精深的蕴含，具有管理、领导、决策、哲学、逻辑、信息、行为、心理等方面丰富的内容，它揭示了治军理论思想、原则和方法，对进行科学管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古人说：《孙子》可为王者师。其实也可作为当代行政管理者师。军事管理科学与行政管理科学在表现形式上或者内容上，都有所不同，但两者必须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两者有其相融性；军事管理以人为本，行政管理也是以人为本，两者管理对象和目的有其相似性。管理是一门科学，军事管理与行政管理有关管理的原则性、规律性是一脉相承的。本文仅对《孙子》运用于行政管理进行初步探索。可概括为八个方面：
一、国事为重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的总纲要。《孙子》论述的军事管理、战争策略和指导原则，都是围绕着夺取战争胜利这个目标。运用到当代我国行政管理上来，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行政管理的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层次，都应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将为国辅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中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孙子》讲：“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现在我国已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和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这样的条件下孙子“将为国辅”的论述，运用到现代行政管理中来，就是能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各级行政管理干部就是重要保证和支柱。
三、视卒如子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的根本之道。孙子讲：“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九地》)他认为对待士卒要象对待爱子和婴儿那样，关怀备至，才能使士卒“信而不疑”，“亲而不离”，做到“上下同欲”。士卒就可以与之赴深渊、同生死、共患难。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孙子爱卒如子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管理活动中，就是行政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公务员是“公仆”。人民利益要高于一切，大于一切，人民利益是行政管理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行政管理活动的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应是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根本工作方法。
四、以法治军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之基本方略。《孙子》反复强调“用兵之法”，“谋攻之法”、“军争之法”等。这不是工作方法的法，而是具有法律性的规范，他强调军队的管理，包括日常管理都要有明确的规范。只有以法治军，才能保证军队的正常运行和战斗力。孙子的法治思想运用到现代行政管理中来，就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是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治国之策。
五、知者必胜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之方法论。《孙子兵法》篇篇讲到“知”，如“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谋攻》)。以及“先知”、“尽知”、“常知”、“知变”、“知天”、“知地”、“知军”、“知兵”、“知胜”等，共用79个“知”字，有时以不知来反证，从不同角度、方法、层次上，把“知”作为战争胜利的前提，军事谋略的基础，战争活动的基本内容。运用到当代行政管理活动来，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行政管理活动中一切决策、决定都要知在先，只有知才有谋，只有“知”才有决策权、决定权。知者必成。
六、谋略取胜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中军争之生命。《孙子》有关战略战术的论述，凝聚了计谋和策略。孙子认为“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这是谋划的最高准则。他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势》)。孙子认为妙算是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前提。谋略取胜，在当代行政管理的运用，就是行政管理的活动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决策前，要调查研究，周密思考，深谋远虑；在作出决定、决策时，要打有把握之仗，只有胜算在胸，才能出师必胜。
七、求之于势
这是《孙子兵法》治军理论中战略决策的最高原则。孙子讲：“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势》)。他认为作战的胜负，实力是基础，但要使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通过合理的部署，造成对敌具有致命威慑力的险峻的态势。运用到现代行政管理中来，就是在行政决策时，必须着眼于求势，决定时注重造势，实施时注重任势
《孙子兵法》中谋略制胜思想主要表现在“庙算”制胜、“诡道”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三个方面。
(1)“庙算”制胜。是指靠战前充分周密计划取胜。因古代用兵之前的施谋定策是在祖庙里讨论决定，故称之为“庙算”。它强调战争指导者要“经之以五事，较之以七计”，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为基础，从敌我双方七个方面进行计算比较(称“七计”)，全面分析判断各方面的情况，周密充分筹划制胜的有利条件。孙武认为，计划充分周密，胜利条件多，就可以取得胜利；计划不周密不充分，胜利条件少，就不能取得胜利(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庙算”制胜是贯彻谋略制胜思想的首要条件，其实质是先求运筹于帷幄之中，然后决胜于千里之外。
(2)“诡道”制胜。是指以诡诈手段胜敌。《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原则，认为用兵是一种诡诈行为，打仗是一种诡诈行动，要依靠诡诈多变的战法取胜。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孙武强调示形用谋，欺敌用诈，并列举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既是诡道的具体内容，也是谋略的具体运用。
(3)“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指不采取直接交战的手段而使敌人屈服，取得胜利。孙武认为，百战百胜，还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因此他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求战争指导者用全胜的计谋争夺于天下，不用直接交战而使哉人完全屈服，这样，自己军队不至于受到损失和挫折，又可以取得完全胜利。这实质是谋略制胜思想的最佳结果——不战而胜。
一、因敌制胜
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因敌制胜”的谋略，对于如何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具有重要的价值。论辩场如战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论辩场同样风云莫测；战机稍纵即逝，辩锋瞬间逆转。论辩是破——立的辩证统一。破是攻，立是守；不破不立，边破边立。攻要有杀伤力，或正面强攻，或攻其一点，或攻其不备，破是为了立。防守要坚不可摧，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证严密；守不是一味固守，应以攻为守，主动出击，方能变被动为主动。但不论是攻还是守，都要依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日本投降后，梅汝作为中国法官的代表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开庭前，为了座次问题，法官间发生了争议，庭长坐首席，是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右手第一把交椅由美国法官坐，左手第二把交椅成了争议的焦点。梅汝意识到当时中国虽然是“四强”之一，实则徒有虚名。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他当众表示：“若论个人之座位，我并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还要请示本国政府……。我认为法官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合理。今天是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严重，而抗战时间又最久，付出的牺牲也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应排在第二位。”法官们虽然众说纷纭，但因法庭并没有排座次的原则，梅汝的理由又无可辩驳，所以都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开庭前一天预演时，韦伯却突然宣布了入场顺序是：美、英、中……梅汝当即提出抗议，并脱下法袍，拒不登台。他说：“今天预演已经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天见报，便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为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韦伯只得召集法官们表决。最后，终于按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排定入场先后和法官座次。
这是论辩中的一个很好的“因敌制胜”的例证，梅汝先故意说“还要请示本国政府”，是一种“退”，实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令众法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继而梅汝转退为攻，义正辞严地陈述了中国法官应该坐第二席次的道理。这一招是出人不意，攻人不备的，因为法庭并没有关于座次安排的章程可循，梅汝 占了局势的上风。可是没想到在预演时，韦伯却让中国屈居第三席次。梅汝当即抗议并脱去法袍不上台，声称“要回国辞职”，这又是巧妙地“退”。但“退”中有“进”，守中有攻，攻守兼备。他建议法官表决——对表决的结果，他早已成竹在胸，根据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别人再提出其它原则。梅汝审时度势，因敌制胜的做法值得借鉴。
二、利而诱之
论辩是为自己立论，反驳别人的一种语言交锋。论辩双方所持的观点虽然是对立的，但同样是为了“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孙子在《始计篇》中提出了“因利而制权”“利而诱之”的谋略思想，战争的最终目的，无疑都是为了一个“利”字。论辩的终极目标，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一个“利”字。论辩之利，有有形的利、无形的利，眼前的利、长远的利。在论辩中，如果能以小利引诱对方，往往能使对方因小失大。
美国曾发生过一起诉讼案。原告波芬尔？威特被电梯砸伤了肩膀，声称肩功能严重受损，无法抬到正常的高度。在法庭上，辩护律师艾哈马问原告：“你的手能举到什么程度，你能让法官看看吗？”威特小心地抬起手臂，举到耳根，就停止了。“那么，请你告诉我，在你手臂没受伤之前，大概可以举到什么高度？”“可以举这么高。”说着威特把手举过了头顶。威特利欲熏心，在利的驱使下，放松了警惕，为了多得到几个赔偿钱结果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辩护律师正是抓住了威特争利心切这一点利而诱之，使之放松了警惕，剥去了其伪装。威特聪明反被聪明误，想多讹诈几个钱的企图破灭了。论辩中不仅要“趋利避害”，更要“杂于利害”，如果只想到如何得到，其结果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三、避实击虚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在《军争篇》中又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避实击虚作为兵家谋略，指在某些情况下，避开敌之强劲，而攻其惫弱，在论辩中运用此谋略，就是要避其锋芒，抓住对方的弱点，打开缺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战果。
1984年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与对手蒙代尔进行电视辩论。蒙代尔针对里根的年龄大发动攻势，指出高龄不适合担任总统。里根反击说：“蒙代尔说我年龄过大。我不会把对手的年轻、不成熟这类问题在竞选中加以利用。”这风趣而辛辣的论辩语言引得听众大笑，在笑声中，选民们接受了里根。其实，蒙代尔的话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年龄过大，精力当然就不够充沛嘛！但是里根巧妙地在论辩中把“年龄大而精力不充沛”的攻击化为“年龄小而不成熟”的反击，又宣称自己不准备利用这一点，与对手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里根避实就虚，不但在论点上，而且在人品的形象上也反击了对手，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论辩中如果发现对方有些内容颇有威胁性，那么巧妙地避开它，换一角度，迅速地找到对方的弱点，果断地进行反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四、以迂为直
孙子在《军争篇》中提出了“以迂为直”的谋略思想。意思是说：通过迂远曲折的途径达到直近的目的。从形式上看，似乎走的是远路和弯路，但从实际效果和谋略运用看，这种必须走的远路和弯路，正好是最直、最近的路，是最能尽快达到目的的路。“以迂为直”的谋略运用到论辩中就是通过间接地证明或反驳达到说服对方或让对方认同的目的。尤其要说服的一方是上级、权威、师长等，采取以迂为直的谋略，往往比正面理论、诘难更易奏效。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卡耐基为了举办一系列的讲习会，每季度都要租用纽约某饭店的大厅二十天。一次，饭店通知卡耐基租金要提高三倍，而当时所有的入场券都已卖出去了。
卡耐基当然不同意涨价，第二天找到了饭店总经理说：“接到通知时，我很吃惊，但考虑到你的立场，该为饭店的利润而努力，否则会被免职。因此我不能责怪你，但我们是否可以共同列表研究涨价对饭店的利弊呢？”
卡 耐基取出纸，从中间画一条线，标出“好处”“坏处”两栏。
然后在好处栏内写上：“大厅可以空出来，租给舞会或集会使用，所得的租金比讲习会高得多，所以被利用二十天来讲习，的确是饭店的一大损失。”
接着在坏处栏内写上：“饭店从我的讲习会上所得的利益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减少，不仅减少，根本一毛钱都拿不到——因为我无法付出你们所要求的租金，讲习会只好易地举行。再者，参加讲习会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对饭店是一个最好的宣传。你花再多的钱去作广告，也不见得有这么多这样的人来参观。停止讲习不是对饭店有很大的损失吗？”
卡耐基把这份表交给总经理，说：“请好好考虑这里所写的利弊，然后把你的决定通知我。”
隔天，卡耐基接到了通知，租金只增加50％，而不是三倍。
卡耐基“以迂为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一）用智谋夺取全胜的重要性
“谋攻”，直译就是用谋略攻敌。换言之，就是在战略策略上战胜敌人。核心是一个“全”字。《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是我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13篇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处之多，诸如“安国全军之道”（《火攻》），“自保而全世”（《形篇》）等等，但最主要的篇章则是本篇。“全”，《说文解字》告诉我们：“纯玉曰全。”由无瑕的纯玉引申力完整、完备、完美的意思。例如《列子？天瑞》：“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认为无论天地、万物、明君贤将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孙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全”的含义的。
孙子首先以强力强攻和以谋巧攻这两种取胜的方法进行了兮析，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车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全”就是使敌人全部屈服而自己又下受损失；“破”就是击破敌人而自己也难免受到一定的损失。从两种方式两种结果比较中，孙子认为，“全”为上，“破”次之。因此，孙子所谓全胜的计谋，就是本篇所说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名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讲的”下战而屈人之兵”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中的“不战”、“非战”都是指不与敌人直接交战，而不是放弃武装，反对战争。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最理想境界。1962年占巴飞弹事件中，美国肯尼迪总统以强硬态度，迫使运送导弹到古巴的苏联船只折回，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例。
孙子提出了一条取胜的总的指导思想，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乒不顿，而利可全。”以既能自保，又能全胜为出发点，来确定“攻”的方式，是本篇的主旨。
孙子毕竟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观察各种类型的战争，也不可能揭示战争的深刻的社会本质，因此，他的全胜思想只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它，我们既不能苛求前人，但也应作出正确的解释。春秋时代的许多战争，由于其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简单、低级，因而常常只须炫耀一下武力，进行一番外交斗争，或者通过一般的战场较量就达到了政治目的，完成了战略企图，结束了一场战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子总结和提出了“全胜”思想。
我们对于孙子的全胜思想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伐谋”、“代交”、“不战而屈入之兵”，而应当把他在战争指挥上的“胜于易胜”（《形篇》）、“胜己败者”（《形篇》）等等用力至少而获胜至大的一系列主张，都看作是全胜的内容。这不是曲解《孙子兵法》，恰恰是全面地看待这一部兵学名著。我们知道，孙子在对待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二言的关系上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的。如果孙于仅仅把谋略的胜利视为致胜的唯一条件，那么他岂不成了唯意志论者？然而，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和物很好结合才能取得。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去战胜，这是任何一个面对现实的战争指导者都懂得的。
孙子的全胜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兵书和军事家都吸收了这一思想。《司马法》说：“上谋不斗，”司马穰苴在齐国明法审令，整饬军队，燕国和晋国闻风丧胆，不战而退。《尉缭子？战权》也说：“高之以廊庙之论。”（战略方针要高明）《吴子？图国》中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认为多次取胜而夺天下者，将会招致祸害，只有一次取得胜利的才能成就帝业。以上这些军事思想，都无疑师法于孙子的“全胜”观，并在战国时代加以发展和创新。
（二）用智谋取胜的方法
孙子提出了以智谋取肚的四种手段：“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认为，首先应争取以“伐谋”、“伐交”取胜，这是达到全胜的最好手段。
所谓“伐谋”，就是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
所谓“伐交”，就是在外交斗争上战胜敌人。
“伐谋”与“伐交”虽有区别，但又是彼此联系的。孙子对于“伐谋”、“伐交”和“伐兵”的关系及其具体运用，在《九地》中有进一步的阐述：“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认为如果不了解诸侯的战略意图，就不能与他们结交。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孙子对”谋”与“交”二者关系的阐发。他又说；”夫霸王之兵，代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这段话，是孙子对于谋略、外交以及诉诸武力诸关系的更深入、更明晰的表述。
其次是“伐兵”，在战场上如何争取“全胜”，孙子在以后几篇中分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本篇，他强调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兵力的多寡，采取不同的方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就是讲在敌我力量对比的三种情况（即我处于优势、势均力敌、我居劣势）下、要临机应变，用智谋取胜。
孙子认为“其下攻城”，“攻城之法力不得已”。只有不得已才去攻打敌人的城寨，孙子把它列为下策。
（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认为，在战争指导上，重要的是知道敌我情况，否则就会产生极其危险的结果。孙子指出危害军队的三个“不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这三条都是君主对军队的瞎指挥。并且指出了这种瞎指挥的危害是，使军队既迷惑又疑虑，各诸侯国乘隙进攻的灾难就临头了，这就是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反之，不搞瞎指挥，而是按照军事斗争的特点对将帅进行正确领导的，就是孙子所主张的明君。君与将的关系，孙子并不认为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认为二者的关系如问辅车相依——国君如同车轮，将帅如问车轮上的支柱——缺一下可。
孙子又从战争指导上提出了争取“全胜”的五条原则：“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强调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才是“知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