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嗯！”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粘乎乎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钮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常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
“义地？”
“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可远喽！”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呗！”
“姑娘打这儿就疯啦？”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
“下回给带点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
“又听事儿，你。”
“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
“说谁？”
“小桂子她妈。”
“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
“这双鞋可结实，把我们家的门坎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
“秀贞呢？”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我说。
“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还不见秀贞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见过谁去那里。我轻轻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什么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落叶，有的烂了。秀贞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伏着树干哭起来了，她说：
“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
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她又哭着说：
“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儿，远着呢！”
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贞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桂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
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
“秀贞！秀贞！”
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夹袄和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
“我喜欢你，秀贞。”
秀贞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缚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混身都瘦的，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
秀贞拉着我的手说：
“屋里去，帮着拾掇拾掇。”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吱口丑口丑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外屋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擦，这样大掸一阵，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走进里屋去，房间更小一点，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贞把箱子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贞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
“该翻翻添点棉花了。”
她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她进来，我也跟进来。她叫我和她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里面只有一双手套，一顶呢帽和几件旧内衣。她很仔细地把这几件零碎衣物摊开来，并且拿起一件条子花纹的褂子对我说：
“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
“可不是，”我翻开了我的夹袄里给秀贞看：“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改的。”
“你也是用你爸爸的？你怎么知道这衣服就是小桂子她爹的？”秀贞微笑着瞪眼问我，她那样子很高兴，她高兴我就高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小桂子她爹的？她问得我答不出，我斜着头笑了，她逗着我的下巴还是问：
“说呀！”
我们俩这时是蹲在箱子旁，我很清爽地看着她的脸，刘海儿被风吹倒在一边，她好像一个什么人，我却想不出。我 回答她说：
“我猜的。那么”我又低声地问她：“我管小桂子她爹叫什么呀？”
“叫叔叔呀！”
“我已经有叔叔了。”
“叔叔还嫌多？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 “思康三叔，”我嘴里念着，“他几点钟回家？”
“他呀，”秀贞忽然站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在想，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
说着她又走进屋，我再跟进去，弄这弄那，又跟出来，搬这搬那，这样跟出跟进忙得好高兴。秀贞的脸这时粉嘟嘟的了，鼻头两边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边渗着小小的汗珠，这样的脸看起来真好看。
秀贞用袖子抹着她鼻子上的汗，对我说：“英子，给我打盆水来会不会？屋里要擦擦。”
我连忙说：
“会，会。” 跨院的房子原和门房是在一溜沿的，跨院多了一个门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门房的房檐下。我掀开水缸的盖子，一勺勺地往脸盆里舀水，听见屋里有人和秀贞的妈说话：
“姑娘这程子可好点了吗？”
“唉！别提了，这程子又闹了，年年开了春就得闹些日子，这两天就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可怎么好！真是……”
“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得凶。”
我端了一盆水，连晃连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里，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便对秀贞说：
“我要回家了。”
秀贞没听见，只管在抽屉里翻东西。
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儿，昨天约会好了的。
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我的腿上，一进门妈妈就骂了：
“就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又说：“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小学好，也该送进学堂了，听说厂甸那个师大附小还不错。”
妈这么说着，我才看见原来爸爸也已经回来了，我弄了一身水，怕爸爸要打骂我，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挨打的姿势，还好他没注意，吸着烟卷在看报，漫应着说： “还早呢，急什么。”
“不送进学堂，她满街跑，我看不住她。”
“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我呢！他又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着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一只破藤箱子里，养了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
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制钱穿在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制钱，每一踢，两个制钱打在鞋帮上“嗒嗒”地响。妞儿踢时腰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 这一下午玩得好快乐，如果不是妞儿又到了她吊嗓子的时候，我们不知要玩到多么久。
爸爸今天买来了新的笔和墨，还有一叠红描字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他教我描，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爸爸说：
“你一天要描一张，暑假以后进小学，才考得上。”
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贞，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字，我这些日子就这么过的。 小油鸡的黄毛上长出短短的翅膀来了，我和妞儿喂米喂水又喂菜，宋妈说不要把小鸡肚子撑坏了，也怕被野猫给叼了去，就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藤箱盖子，不许我们随便掀开。
妞儿和我玩的时候，嘴里常常哼哼唧唧的，那天一高兴，她竟扭起来了，她扭呀扭呀比来比去，嘴里唱着：“……开哀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哀哀……”
“你唱什么？这就是吊嗓子吗？”我问
“我唱的是打花鼓。”妞儿说。
她的兴致很好，只管轻轻地唱下去，扭下去，我在一旁看傻了。她忽然对我说：“来！跟我学，我教你。” “我也会唱一种歌，”不知怎么，我想我也应当现一现我的本事，一下子想起了爸爸有一回和客人谈天数唱的一只歌，后来爸曾教了我，妈还说爸爸教我这种歌真是没大没小呢！
“那你唱，那你唱。”妞儿推着我，我却又不好意思唱了，她一定要我唱，我只好结结巴巴地用客家话念唱起来：
“想来么事想心肝，紧想心肝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
我还没数完呢，妞儿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我也笑起来了，那几句词儿真拗嘴。
“谁教你的？什么心肝想心肝，心想心肝想的，哈哈哈！这是哪国的歌儿呀！” 我们俩搂在一堆笑，一边瞎说着心肝心肝的，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
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妞儿每次也是玩得够不够的才看看窗外，忽然叫道：“可得回去了！”说完她就跑，急得连“再见”都来不及说。
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的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她，可是没有用。下午的井窝子没那么热闹了，因为送水的车子都是上午来，这时只有附近人家自己推了装着铅桶的小车子来买水。
我看见长班老王也推了小车子来，他一趟一趟来好几趟了，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奇怪地问我： “小英子，你在这儿发什么傻？”
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心里的事，自己知道。我说：
“秀贞呢？”我想如果等不到妞儿，就去找秀贞，跨院里收拾得好干净了。但是老王没理我，他装满了两桶水，就推走了。
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厂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影子，那正是妞儿，我多高兴！我跑着迎上去，喊道：“妞儿！妞儿！”她竟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她。我很奇怪，跟在她身边走，但她用手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身后几步远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着一个脏了的长布口袋，袋口上露出来我看见是胡琴。 我想这一定是妞儿的爸爸。妞儿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的话，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能跟妞儿再说话了，便转身走回家，心里好难受。我口袋里有一块化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儿一起玩，是多么没有意思呢！
我刚要叫门，忽然听见横胡同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声，原来是妞儿气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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