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下面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儒林外史》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言行描写，表达对人物的嘲讽之情。
例如，第二回里，薛家集的一个小乡官夏总甲，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乡间土皇帝形象。你看他：“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好一个“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一个动作活画出了夏总甲在乡民面前的傲慢做大。他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他的衣服怎么“就如油篓一般”？作者接着描写他的一番话语，巧妙揭开了这个谜。
“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贴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
这个土皇帝的矫情炫耀多么令人生厌！而读者的这种认识是从字里行间领会出来的，并不是作者明白告诉的。
吴敬梓十分痛恨迷信风水，在四十四回中，他借书中人物杜少卿说过，最好请朝廷立个法，将那些骗人的风水先生的头砍下来，将那些因风水迷信而迁祖坟的人凌迟处死。在第四十五回中，作者描写了两个风水先生余殷、余富，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憎恶之情，写这两个人物，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
余家兄弟二人为一人的祖坟看风水，那主人拿来红布口袋装着的几块土，余殷“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在灯底下，翻过来又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为了让主人看得清楚，余殷用手蘸着酒水，在桌上乱画。还拣了两根面条，在桌子上做了个弯弯曲曲的长龙，睁着眼道：“我这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作者在这段文字中，生动而略有夸张地描写了余家二兄弟各种可笑、可鄙的动作，语言极尽讽刺。那风水之事，本是无稽之谈，而余氏兄弟却把它搞得神秘莫测，既便真有风水，果然能从一块土上看出来、嚼出来、闻出来？还发誓赌咒说那样骗人的大话。
第二、善于通过描写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来表现讽刺意义。
第四回中，范进中举后，他的母亲“欢喜”死了，在尊制丁忧期间，去拜访汤知县。席上摆的是燕窝、鸡、鸭、柔鱼、苦瓜，餐具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忙换了磁杯和象箸，范进还不肯用，随即又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筷，这才用了。汤知县担心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段故事中作者对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含蓄深刻地讽刺了范进的虚伪。鲁迅赞赏这段文字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又如同一回中，严贡生正在向人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这时，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正在家里吵哩。”作者巧妙将严贡生言行的矛盾组织在一起，达到了批判讽刺的效果。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常把女婿骂得狗血喷头，说范进“尖嘴猴腮 ”、“现世宝穷鬼“、”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极尽羞辱；中举以后，胡屠户就说范进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开口“贤婿”，闭口 “老爷”。这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第三、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表达讽刺意义。
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讽刺意义的表达，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完成的，这要求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要前瞻后顾，综合体味。
第二回中，周进六十多岁了，还以老童生的身份在薛家集观音庵教私塾，一年才十二两馆银，生活窘困，地位低下，村中新中秀才青年梅玖也奚落他。别人待客，虽然他年纪大，但梅相公茶杯中有枣，他只是清茶。到第七回中，周进中了进士，做了官以后，梅玖就无耻地冒充自己是周进的学生，薛家集的观音庵里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梅玖见了周进早年写的一幅对联，贴在墙上，红纸都发白了，竟吩咐和尚用水喷了，剥下来，装裱收藏。这一对比既写出了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也写出了秀才梅玖的庸俗势利以及社会上一般人的趋炎附势。
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讽刺，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揭露、控诉和批判。小说对匡超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主要运用了前后对比手法，揭露了科举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腐蚀危害。
匡超人本是贫寒人家子弟，有一些小聪明，因生计流落杭州，靠拆字度日，父亲病重也回不了家。马二先生见他年轻好学，又有孝心，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回家后做生意的银两。匡超人回家后，一面侍奉瘫痪在床的父亲，一面用马二先生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晚上还在灯下读文章。这时的匡超人勤苦、孝顺、诚恳，小说的笔墨之间充满了赞扬。后来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到城里结交了一批名士、老爷，也开始批八股文选本，为攀富贵，停妻再娶；为抬高自己，竟忘恩负义贬低马二先生的选本。吹嘘自己的选本，一出书客人争卖不到手，甚至外国都有流传。“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八股文外国谁读？古人把已去逝之儒称“先儒”，匡超人无知吹牛竟如此！以做官为钓饵的八股考试，导致读书人热衷功名利禄，轻视学业品行，匡超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由一个质朴少年蜕变成了无耻之徒，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前后品行的对比，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
第四、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
吴敬梓在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有的讽刺是无情地鞭挞，有的讽刺则包含着同情和怜悯。
人们熟知的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示意家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太费油了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乡绅极端悭吝的无情嘲讽。
又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周进中了进士之后，钦点广东学道，主持童生考试，初拿到年已五十四岁、共考过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的卷子，认为写得不好；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人交卷，又拿来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过了一会儿，第三次又看了一遍，不觉叹息，这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立刻把范进定为第一名。这一场面描写，表面上客观冷静，实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彻底地批判。那范进果有真才，为何二十余次考不进学？周进果有慧眼，为何三遍才看明白这卷子？若不是半天无人交卷，周进会看第二遍、第三遍么？别的考生还没完全交卷，如何就能定范进第一？那范进若无真才，周进赞叹的“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岂不是胡扯？科举考试之无凭可见一斑！
可是，我们在阅读有些人物的故事时，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甚至可憎，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很惨，十分可怜；我们会发笑，但也低头沉思，觉得难过。
范进中举后而发疯，范进老母因欢喜而一命呜呼；周进六十多岁了，一辈子的老童生，还未进过贡院的考场，经朋友帮助到贡院一游，不觉触景生情，悲上心来，头撞号板，号啕大哭，直哭得两眼流出血来。这些被科举制度捉弄的人，令人觉得可笑又可悲。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容貌美丽，又是一个自幼读八股文章的“女才子”，在父亲的教导下，“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可是招赘的丈夫蘧公孙对举业却毫无兴趣，惹得她万分痛苦，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天抱着四岁的儿子，讲“四书”，读“八股”，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这些畸形性格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多么复杂的思想感情。
老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丈夫病亡，她发誓绝食殉夫，他的公婆、母亲都劝她蝼蚁贪生。而王玉辉却劝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情”，平静地看书写字。女儿绝食八天后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却骂道：“你这呆子，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读书把人读得如此疯狂无人性，真令人毛骨悚然。为了揭示封建吃人礼教与善良人性之间的矛盾，作者接着写了王玉辉到女儿入烈女祠大祭时，倒伤心不肯来了。后来出游在苏州的运河里，见船上一个穿白衣的少年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对王玉辉的描写，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深切的同情。
像周进、范进、鲁小姐、王玉辉和匡超人这些人物的人生遭际，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的体现，更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科举制度、封建礼教、不良社会风气愚弄了他们、摧残了他们、浸染了他们。
第五、《儒林外史》中一些隐晦的讽刺。
前面已论及，《儒林外史》的讽刺主要运用白描手法，文字朴素、含蓄，讽刺意义的表现，或由人物自我言行的抵触，或由情节的前后对比，或由书中另一人点破——匡超人“先儒”之误就由牛布衣点破。总之，大都含蓄而不隐晦，但是，也有个别讽刺故事因牵扯到一些历史掌故、古人诗文等，一般读者不易看出。
第四回中，乡绅张静斋向汤知县和范进讲了一段刘基的故事。“他（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犹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知县，又用药摆死了。”
这段文字中的刘基，即明初开国功臣有名的刘伯温，他其实是元末进士，老家在青田县，并未做过青田知县。“雪夜访普”是宋朝赵匡胤和大臣赵普的事，送瓜子金一事，也是此二人的故事，而张静斋张冠李戴，弄成朱元璋、刘基和张士成的事了。还可笑的是，听者范进、汤知县都信以为真，一个知县、两个举人，都是科举出身的人。竟连本朝的事都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文化人。这个故事讲得不动声色，有点隐晦，但了解了底细，不得不佩服作者讽刺得辛辣。
第九回，娄三、娄四公子两次拜访所谓的名士杨执中，都未遇到，在船舱底下拣到一片纸，“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副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两公子所见的这几句诗，本是元代吕思成的一首律诗的后四句，并非七言绝句。杨执中（名允）抄袭以欺世盗名，娄三、娄四公子虽满怀对名士的美好幻想，但不学无知，恰恰被骗，对杨执中越加仰慕之至。名士自是假名士，一心学古人礼贤下士的公子也是有眼无珠、自我陶醉的可笑之人。这个讽刺也是比较隐晦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极高的成就，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产生之前，我国小说还没有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在它出现之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的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显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有名的段落如《官场现形记》中“制台见洋人”（五十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观察（苟才）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八十九回）。鲁迅先生非常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所借鉴。他的小说《孔乙己》，主题也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巧妙选取了酒店小伙计这一单纯无知的叙述角度，而使叙述文字显得客观、平淡、冷静，那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想到了未发达时的周进、范进，孔乙己讲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也让我们想到了马二先生的愚腐和诚恳。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阿城的创作可看出受《儒林外史》影响的痕迹，他的小说《棋王》白描手法运用得很好，他的散文《父亲》，平静中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含蓄深刻，使人耳目一新。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
《汉书》以来许多官修的史书中大都有《儒林外史》，那是写“儒林”（知识分子群）的“正史”。吴敬梓用小说形式描写“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一、《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讽刺和暴露了以封建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种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实质。讽刺了一大批所谓的达官贵人，名流绅士，揭露了出他们污浊丑恶的灵魂。 在吴敬梓生活的清朝，统治者严酷地统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触忌讳，就大祸临头，许多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费尽苦心，让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会。而这又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本来是明代初年开始的。 “八股文”必须以“四书”、“五经”中的词句命题，所以又叫“四书文”，“五经文”，而“制义”、“制艺”、“时文”等等，则是它的别称。其特点是：一、“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二、有固定的程式。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完全是统治者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然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总要在政治上谋出路，而要找的路就不得不“由科举而进”。结果是人云亦云，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更何况应试时又有一套严密的挫折锐气、消磨廉耻的“场规”。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写得很详细：“面目不可以语妻孥，”但仍循规蹈矩，“噤不敢发声”。如此侥幸中选，作了官，当然俯首贴耳，甘作统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还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屈辱，周围的人都嘲笑、欺压他，以致连一年十二两银子的馆也从不牢，不得不跟着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饭吃。就是在这时候，他仍不曾绝望于科举，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着的贡院，就要进去看看。结果在里面触景生情，哭得个死去活来，直到众客人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不再哭了”。又如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才中举人，而当这个不相信会实现的梦想竟然实现的时候，惊喜交集，以致发了疯。 科举制度给人带来的功名富贵是很现实的。周进发达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他先前写的对联结也小心地揭下，象宝贝一样藏起来，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曾经轻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也敛了分子，买礼物来贺喜，后来竟供起他的长生禄位牌。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不说旁人，就是几天前还臭骂他的胡屠户，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乡绅张静斋也马上来贺喜，恭维了一通之后，又送银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讽刺科举制度反动性的同时，也讽刺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文取土，本来是一种愚民政策。但统治者还嫌不够，竟然分开反对做学问，只许作八股文。周进做学道，有一个童生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教训他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又到大门外面。”这样，准备应试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够作八股文了。 虽然统治者制订了所谓的场规，但那种考试实际上弊窦百出。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善作八股文。先前，周进连秀才都屡考不中，但捐监之后，却立刻考取举人、进士、扶摇直上。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跃考秀才。这样的考试制度，如何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经做了学道的范进，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要照应考生荀玫而当幕客开他的玩笑时，他竟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还愁着眉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映的这样情况是可以找到印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清朝的情况更坏，王士缜《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度不仅把一般知识分子培养成庸妄无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们培养成堕落无耻而不自觉的人。范进本来很老实，中举后死了母亲，就听了张乡绅的话，换掉孝服，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现出种种丑态。荀玫中进士后做了工部员外郎，怕“丁忧”误了做官，就打算匿丧不报；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居然赞成，自愿设法替他“夺情”。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粟的便宜”的严汞生。竟沎泎船家，关王天大的猪，霸占第第的家产。所有这些科举中人为了功名富贵，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应该如此。偶然有真正的品德、做学问的人，就会受到冷嘲热讽，被看做书呆子。高翰林嘲讽杜少卿的父亲道：“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这真是说穿了科举中人的秘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类，都不是八股文中的词藻，用以骗取功名富贵而已。如果“竟拿着当了真，”那么，如马二先生所说：“那个给你官做？”就这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观念，通过科举中人，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风习。从第二回的薛家集到第四十七回的五河县，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成了利欲薰心的世界。 作者抨击科举制度，是从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这一点出发的。范进考得了秀才，胡屠户就教训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设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本来淳厚的匡超人，考得秀才。补了廪，就告诉他哥哥道：“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清酒，就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做了秀才才就耍摆架子，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做了大官，那就更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张静斋、刘知府、汤知县、王太守……一个个草菅人命，中饱私囊。 《儒林外史》大约写了一百多年的事，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的，是那些具有否定性格特征的“儒林”人物。这大致可分为两类：如严贡生、张静斋、王德、王仁等等，乃是“儒林”丑类，作者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如周进、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等等，则既有可鄙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作者在讽刺其喜剧性言行的同时，也揭示其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使读者才会发出会心的笑声，但又感觉到无限的辛酸。至于和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其他人物，如万雪斋、宋为富和五河县的方家、彭家等与官府、乡绅相结合的盐商、地主；如潘三，夏总甲等倚仗官府、毒害百姓的衙役、里胥，如扬执中、牛玉圃、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牛浦郎、辛东之、金寓刘等因走不通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而奔走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的假冒名士，作者所给予的讽刺，也是彻骨地深刻的。鲁迅曾有“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① 随着序幕的拉开，各类人物纷纷登场。王冕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读者用以衡量各类人物的标尺。他所说的“一代文人有厄”，也就成了引导读者窥测儒林人物深层意蕴的指针。从这个高度上看，那些因醉心于功名利禄而被愚弄得神魂颠倒、道德堕落的人，固然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那些“才德兼备”，胸怀“兼济”之志的人，由于鄙视科举而别无出路，一筹莫展，也不能不说是受害者。 《儒林外史》通过各类“儒林”人物的被愚弄、被腐蚀、被消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末世文化教育和精神道德的严重危机。至于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危机，作者当然还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因此他在为“儒林”写完“外史”之后，又把深情的笔触移向“儒林”之外。第五十五回一开头便叹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可以看出，作者已从遭“厄”的整个“儒林”中看不见任何希望，因而“述往思末”。寄希望于“儒林”之外的“奇人”。然而，他写的那四位“市井奇人”，品德固然高尚，但对于改变世道人心，又能起多大作用？作者写那些“做裁缝”的“奇人”荆元为他的知音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也难免“凄然泪下。”封建正统文人向来是轻视小说的。程晋芳惋惜吴敬梓“竟以稗说传”，就含有轻视小说的意思。吴敬梓甘受正统文人的轻视，用长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一代文人”受“厄”的历史，旁及封建末世的种种痼疾与危机，至今仍能引起我们深沉的历史反思，这是难能可贵。 二、《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可以说达到了我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巅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强化讽刺效果，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肠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勾画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其次，善于运用精彩的细节描写，增强讽刺魅力，最精彩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边假意推辞道：“你且收着。”并不等范进说完，“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之后，“低着头，笑迷迷地去了。”用“攥”“舒”“缩”“揣”四字，使这个见钱眼开、虚伪做作的市侩小人丑态跃然纸上。细节的真实生动、语言的简洁准确，传神地刻画了人物性格特征，极大地增加了讽刺艺术的魅力。 再次，冷静客观地描述人物言行，不动声色，让人物自我暴露，加强了讽刺力量。这是本篇讽刺艺术的突出之处。其中对范进中举后“疯”态的描写，就是明显一例。初听邻居报喜，他道是哄他，嘲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央求邻居“莫误了我卖鸡”。几十年的科场困顿、贫穷潦倒、形成了他卑微猥琐的心理，他不愿意再受令人难堪的奚落。当他回家看到报贴“已经升挂起来”，心灵便震颤了，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那种如梦如醒、如痴如醉的神情，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理活动。接着，“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了几口水，“爬起来”继续“拍着笑着”跑着。他发疯了。最后，他“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反复写他拍手、大笑，笔锋深刻而曲婉，活活勾画出了他神魂颠倒、亦痴亦狂的丑态。这里，作者以白描的手法，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把一个醉心科举的腐儒描画出来。作者将主观情感融于客观叙述之中，虽无一贬词，但却使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怜、可悲、可鄙。从而不露声色、不着笔墨地鞭挞了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因此全篇的讽刺力量也就显得更加深刻感人。 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妙的讽刺艺术，才使得《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高峰，并对后世讽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林外史》自十八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即赢得人们的喜爱和赞扬。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一叶轩漫笔》云：“《儒林外史》一书，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②浴血生《小说丛话》云：“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 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论更全面而中肯，“他认为只有《儒林外史》出现之后，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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