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分为今文经学 和 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打个比方 如今 蒋庆老师的观点主张 更象今文经学 愚的观点主张 更象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两汉统治者都吸取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教训，采用“内政外道”或“内法外儒”之类的思想变术，使思想领域中呈现出汉初崇向“黄老之术”，其后转为“独尊儒术”的倾向。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换言之，汉代罢黜（chù，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先秦诸子之学转人两汉经学。由于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宣扬混杂着大量鬼神迷信和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所以，儒学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改造，即儒学的神学化。而“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的是董仲舒。后来，经学又演化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书经学三派。白虎观会议后，经学却进一步神学化。到东汉末年，在激化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批判思潮，逐渐演变成后来的魏晋玄学。
这里讲的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融合道、法，主张“清静自定”，为稳定汉初政治局势，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经济服务。王充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又演变为老庄之学，并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化为“黄老之教”或“黄老之道”。汉代崇尚“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有盖公、曹参、陆贾和司马迁父子等。“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士文物有“黄老帛书”。黄学主要内容有：道是“太虚”，称为“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物本原和规律；统治者应“参之于天地”（《经法·六分》），顺从自然之道，“无为而治”，“合于民心”（《经法·四度》）；强调高度集中的君权和天下统一，如《经法·论》中讲的“人主者，天地之口也，号令之所出也。”可见，黄学所塑造的黄帝，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帝王形象。
《黄老帛书》吸收了儒法的积极思想，改造了老子的“道”说。它在老子“贵柔”、“不争”的基础上，强调了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认为“敌者生争，不堪（kān，能够）不定”、“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十六经》）。而且调和了儒法之争，发挥了刑德并用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帝有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尉缭子》）进而主张以德为先，以德为主，发展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提倡“主惠臣忠”（《黄老帛书》），认为君应以臣为师友，应“顺民心”等。这些都是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
例如，汉代的盖公和曹参就是以“清静无为”的思想崇尚“黄老之学”的。他们主张对地主和农民的活动，尽量少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这对汉初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陆贾在其主要论著《新语》中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讨乱于外”、“法治于内”、“用刑太极”等，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认为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kērǎo）人民，以求安定社会，恢复经济，使民休息，要“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mǐ，一边倒）”。这样的“无为”，实际上却是“有为”。汉初杰出的哲学家贾谊则继承荀、韩，吸取儒、道，在其主要论著《新书》中肯定了宇宙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万物的无限变化过程。又以这种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社会，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合适），去就（担任国君）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统治很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就是说，国君能观察古今人事盛衰的规律，审视统治者的权势的运用、措施的变化是否合符规律，就能统治得长久，社会就能安定。尤其是提出了高于前人的民本思想，认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又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这是对先秦民本思想的一大发展，是对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理论的升华。
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王权，不断开展造神活动，仰仗谶纬迷信的神权，用阴阳灾异解释儒家经典，假托孔子，怕人不理解其经书而相应地补写了各种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就是谶纬迷信影响的产物，而且广泛流行，及至白虎观会议使经学更加神学化，谶纬迷信登上了国家法典的地位。而以王充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正是批判这股封建迷信思潮的产物。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经学的产生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所以汉初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乐经》完全散佚）为主业。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两汉经学汉经学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是三科九旨，包括存三统、张三世、异外内、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更化改制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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