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派】又称“黄筌画派”、“黄家富贵”。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成熟于五代西蜀的黄筌，光大于宋初的黄居寀。黄筌才高技巧，善于取熔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独标高格，是深得统治阶层喜爱的御用画家。其子居寀、居宝承其家风，成为两宋时占统治地位的花鸟派别。黄筌为宫廷画家，多写宫苑中的奇花怪石、珍禽瑞鸟，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不露墨痕，所谓“诸黄画花，妙在赋色”（沈括），画成逼肖其生，故有“黄家富贵”之称。黄派代表了晚唐、五代、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成为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入宋后，当时凡画花鸟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
【徐派】又称“徐家野逸”，简称“徐派”。中国著名的画派之一，也是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代表画家为南唐的徐熙。徐氏为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虽江南一布衣，但志节高尚，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绘的汀花野竹、小鸟渊鱼、草木虫兽，皆妙入造化。所作花木禽鸟，形骨轻秀，朴素自然，清新淡雅，独创“落墨法”。他的作品注重墨骨勾勒，淡施色彩，流露潇洒的风格，故后人以“徐熙野逸”称之。徐氏的笔墨技巧，对于后世影响很大，至徐熙之孙徐崇嗣出，徐熙画派名声渐振。后经张仲、王若水，到明代沈周、陈道复、文征明、徐渭等人加以发展，成定型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从而与黄筌的花鸟画派，两者互相竞争，影响了宋、元、明、清千余年的花鸟画坛。
【南北宗】《容台别集·画旨》道：“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亦如六祖（即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为代表）微矣。”又云：“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此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把从唐至元的著名山水画家分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的论述，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陈继儒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当时陈继儒与董其昌并称为“董陈”，在画坛很有声誉，因此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影响甚大，形成了以“南宗”为“正统”之见。
北方山水画派《阔渚晴峰图》【北方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为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关仝、李成、范宽。关仝（生卒不祥）是五代后梁画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师荆浩，晚年有出蓝之誉。擅写关河之势。笔简气壮，景少意长。善写秋山寒林、林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等景，时称“关家山水”。李成（约919～967），五代宋初画家，营丘（令山东临淄，一说昌乐）人，初师荆浩、关仝，后隐居山林，师法自然，常画雪景寒林，多为北方景色，勾勒不多，皴擦甚少，惜墨如金，骨干自坚，画山水挺拔坚实，给人气象萧疏、烟林清旷之感。范宽（？～1026），北宋画家，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初学李成，继法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终于“自立家法”。下笔雄强老硬，“皆写秦陇峻拔之势，大图阔幅山势逼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畤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说明李、关、范之画风之盛，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地区，实为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南方山水画派】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董源、巨然。董源（？～926）为五代南唐画家，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中主李璟朝时任后苑（即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善画人物、牛、虎、龙，尤工山水，写江南风景，画面不见高山叠嶂，陵峭怪石，而是峰峦晦明，林靡烟云，洲渚掩映一类的山光水色，表现了平淡天真的情趣。构图方法，笔墨技法为塑造江南景色也均有创新。与北方的山水画迥不相同。巨然（生卒不祥）为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唐亡，至开封为开元寺僧。山水画师承董源，也擅画烟岚气象和山川高旷的江南景色。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董源，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法，皆臻妙理。”米芾《画史》也说：“董源平淡天真，唐无此品。”此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一代宗师，世称“董巨”。米芾父子“米派云山”，画京口一带景色，显出此派新貌。南宋末法常（牧溪）和若芬（玉涧）等，皆属南画体系，至元代而大盛。
【湖州竹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此派以竹为表现对象，以宋文同、苏试为代表，尤以文同画竹最著称。明莲儒曾作《湖州竹派》，述自北宋至明代画家共有25人之多。因文同曾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任太守，故称。元代张退之认为墨竹始于唐玄宗李隆基，吴道子、王维、李昂、萧悦等也善画竹。白居易曾作《画竹歇》赞萧。而至文同竹艺大进，文氏毕生画竹。《图画见闻志》称：“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苏轼称其画竹“得成竹于胸中”，身以竹化，以竹出自我之磊磊风神。苏轼也好为竹，自称“派出湖州”。但又说“竹石风流各一时，有自己的老劲雄放的风格，被画史称为湖州竹派的始祖。元代画竹成风。元以后，李衍、吴镇、柯九思等复承其绪。元人吴镇搜集学文同画竹技法的宋元画家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凡二十五人。
常州画派《花石游鹅图》【常州画派】亦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常州（今属江苏）古名毗陵、武进，故又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此派以花卉、草虫写生为胜。所绘花卉，不用墨线勾勒，直接用彩色描绘。祖述于北宋初年徐崇嗣、赵昌的没骨法。常州画派自宋以来画家云集。始于北宋毗陵僧人居宁，居宁草虫似属禅林墨戏一路。南宋元初于青言、于务道祖孙以画荷著称。明代孙龙擅画泼彩写意花鸟。清代唐于光以“唐荷花”和恽寿平的“恽牡丹”为著名。到了清初常州花卉已达高峰。恽、唐实源出于氏。恽寿平尝言“余与唐匹士（于光之号）研思写生，每论黄筌过于工丽，赵昌未脱刻画，徐熙无径辙可得，殆难取则”，恽、唐花卉写生，多空灵之感，是徐崇嗣没骨法的继承者。以上画者均为毗陵人，皆属此派。
【米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所绘之画。画史上称“大米、“小米”，或名“二米”。米芾画山水从董源变来，突破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多用水墨点染，不求工细，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其子米友仁（1074～1153），字元晖，晚年号懒拙老人，画院学士，山水画发展了米芾技法，“略变其尊人所为，成一家法”，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崇尚平淡天真，运笔了草，自称“墨戏。“二米”均居襄阳和镇江，对萧、湘二水及金、焦二山自然景色特别陶醉。故‘二米’山水画多以云山、雨霁、烟雾为题材，纯以水墨烘托，用卧笔横点成块面的“落茄法”表现烟雨云雾、迷茫奇幻的妙趣，世称“米点山水”、“米氏云山”，属水墨大写意。南宋牧溪、元代高克恭、方从义等皆师之，对后世影响甚大。又说为此派米芾所创，由他的儿子米友仁继承发展。
【松江派】亦称“松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晚明松江府治（今属上海市）下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画派”；三是顾正谊及其子侄辈代表，称“华亭画派”。其中“苏松派”和“云间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风格互相影响，故称“松江派”。此派虽活动地区都在松江，但实际上是吴派的延续，将文人画的创作推向高峰。其实际首领为董其昌。由于受到山水画分宗说的影响，此派极为突现其南宋风貌，以温润、娴雅、含蓄、重视笔墨情趣享誉画坛。明唐志契云：“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绘事微言》）松江派发展高峰之际取代了吴门派，在明末清初的画坛被视为正宗。
【浙派】亦称“浙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前期主要画家戴进开创。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画受李唐、马远影响很大，取法南宋画院体格。擅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画艺很高，风行一时，从学者甚多，逐渐形成“浙派”。后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吴伟（1459～1508），学戴进而更为豪放，也有不少人追踪他的画风，又形成浙江派的支流——“江夏派”。浙派、江夏派的著名画家有张路、蒋三松、谢树臣、蓝瑛等。明代中叶后，吴派兴起，主宰画坛。至明末“浙派”不再出现于画坛。
【黄山派】亦称“黄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宣城（今属安徽）梅氏一家为嫡系。他们是梅清、梅羽中、梅庚、梅府等，及流寓宣城的石涛。石涛法名原济，早年喜山水，屡登庐山、黄山诸名胜，在宣城十载，与梅氏、戴本孝等交往。这些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相互影响，以画黄山而著名，故称作“黄山派”。新安画派主要亦师黄山，故有人主张归入黄山画派，但风格与“黄山派”不同，正如浙江与程邃各有特色，故有人将其归入“黄山画派”，实误。
【虞山派】亦称“虞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悉心临摹历代名作，并取法宋元诸名家，平素与知友恽寿平切磋画艺。圣祖玄烨（康熙皇帝）曾命他主持绘制《南巡图》巨构，并赐书《山水清晖）四字，声誉益著，故画名盛于康熙间。他的主要学生有杨晋、顾昉、金学坚等。王翚为江苏常熟人，常熟有虞山，因有“虞山画派”之称。其崇古风尚，对清代山水画影响颇大。
【吴门派】亦称“吴门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沈周与其学生文征明，画山水崇尚北宋和元代，与取法南宋的“浙派”风格不同。它盛行于明代中期，从学者甚众。著名的有文伯仁、文嘉、陈道复、陆治、钱毅等。他们都是苏州府人，苏州别名“吴门”，故称。吴门派在当时画坛占有重要位置。
岭南派陈树人《杨柳舞春风》【岭南派】亦称“岭南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明清以来，此地画家不下千人。开创岭南一带画风的是明代著名画家林良。他擅画花果、翎毛，着色简淡，备见精巧，常以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之态，清淡有致。其水墨禽鸟、树石笔法放纵简括，遒劲飞动，有类草书，墨色灵活。并继承了南宋院体画派，遂另开写意之一派，为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也是近代岭南画派的先驱者。宗其法者有高俨、陈瑞，继起者有黎简、李魁等。清乾隆年间有苏六朋、苏长春善人物，清末有居巢、居廉兄弟，学恽寿平，善花鸟虫鱼。现代的番禹人高剑父、高奇峰及陈树人早年均师从居廉。高氏兄弟及陈氏三人后曾留学日本，进修画艺，引进西洋画技法，作品题材多写中国南方风物。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日本南画和西洋画法，注重写生，创造了色彩鲜艳明亮、水份淋漓饱满、晕染柔和匀净的画风。尤其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新中国南岭画派，因其取中西绘画之长，熔文人画和工匠画于一体，故又称“折衷派”、“新国画派”。其高氏兄弟及陈树人被称为“岭南之杰”，对广州地区的绘画影响很大。
【六朝四家】三国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四位的合称。曹不兴擅画虎、马、龙、佛教人物，作巨幅画像，心敏手运，须臾即成。摹写佛像有“佛画之祖”之誉。他恺之精妙于绘画、肖像、禽兽，山水无所不工。其画笔法细密精致，雄劲连续，如春蚕吐丝，富有韵律感。陆探微擅画肖像，亦能山水草木，人物造型“秀骨清象”、“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笔势连绵不断，更为挺拔刚劲，号为“密体”，张僧繇极善画龙，民间有“画龙不点晴，点则飞去”的传说。创造了比较丰腴的典型，画“夭女宫女，面短而艳”。唐代张怀瓘评六朝画谓：“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六朝画罕见，尤以曹不兴之迹无存。六朝之画开隋唐画风，对闫立本、吴道子影响较大。
【南宋四家】南宋院体山水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的合称，亦有“李刘马夏”之称。四家画属豪纵简略一路画风。初无此称。元代汤垕谓：“南宋画院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马远、夏圭、李迪、李安忠、楼观、梁楷之徒，仆于李唐差加赏识，其余亦不能尽别也。”倡此说者为明代唐寅题刘松年《春山仙隐图》，有所谓“李刘马夏”之称。其后屠隆说：“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四大家也。”张丑认为：“南宋刘松年为冠、李唐、马远、夏圭次之。”张泰阶则曰：“刘、李、马、夏俱负重名，而李、马为最。”总之南宋四家画派统治南宋山水画坛百余年。他们为画史、画风增添光彩，名流千古。如李唐晚年创“大斧劈皴”法，代表作有《万壑松风图》等。刘松年人称“刘清波”、“暗门刘”，代表作有《四景山水》等。马远画史称他为：“马一角”。代表作有《踏歌图》、《水图》等。夏圭，他画风与马远近似，并称“马、夏”，画史称他为“夏半边”，代表作有《溪山清远图》等。他们还影响明代浙派山水画，甚至远及东洋，为日本画坛所推重。
元王蒙青卞隐居图【元四家】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的合称。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中，指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四人。清代王原祁评黄公望的画风：“以平淡天真为主，有时傅彩灿烂，高华流丽，俨如松雪，所以达浑厚之意、华滋之气。段落高逸，模写潇洒，自有一种天机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冠。他们的代表作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吴镇的《渔父图》，倪瓒行瓒的《江岸望山图》。元四家虽然各具特色，但主要都在五代董源、北宋巨然的基础上发展变化，重笔墨，尚意趣，并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另外也有人将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合称为“元六家”。
明四家《王蜀宫妓图》【明四家】明代中叶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合称。沈周作画取法于董源、巨然，气势雄健，沉着浑厚。文征明学画于沈周，又自成风格。而沈、文两位又为“吴门派”宗师。唐寅与文征明同学于沈周之画法，曾自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诩。善书法，能诗文，绘画成就最高，人物、花鸟、工笔、写笔俱佳，尤以仕女画著名。仇英青绿山水画以繁富、典雅著称。亦擅画人物，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对人物精神刻划自然。画为文征明所赏识而知名于世。四人中沈周与文征明为文人画，唐寅与仇英为近院体画。四人又有师友关系，画艺各有特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六家】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四王之间有着师友和亲属关系，都受明末画家董其昌影响，画学宋元，法本黄公望，重临摹，仿古画，轻写生和创造。“四王”山水受到官方的推崇，被尊为“正宗”，从学者甚多，对清代三百年画坛影响至深。吴历出于王时敏之门，曾随传教士去澳门，略带西洋技法，又是王翚的同乡。恽寿平初善山水画，后与王翚为友，舍山水而学花竹禽虫，以北宋徐祟嗣没骨法为宗，有明丽秀润的特色，称为“恽派”。他们六人为继明代董其昌之后享有盛名，领导画坛，左右时风，当时被视为“正统”。
【金陵八家】明末清初在南京的八位画家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的合称。（见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他们八人的绘画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因聚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皆有一定时誉（以龚贤最著），故称。另有乾隆间《上元县志》载：陈卓、吴宏、樊圻、邹喆、蔡霖论、李又李、武丹、高岑为“金陵八家”之说。但多以前者为准。
【江西派】亦称江西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的画派。罗牧江西宁都人，寄居江西南昌。善画山水，笔意空灵，在黄公望、董其昌之间，得魏石床传授，林壑森秀，墨气凉然，颇具韵味，时称妙品。江淮间人师之者众，为江西派创始人。秦祖永评其画云：“稳当有余而灵秀不足”。作品有《墨笔山水图》、《林壑萧疏图》轴等。
扬州八怪之黄慎《钟馗图》【杨州八怪】清代乾隆年间活跃在江苏杨州画坛的革新派画家总称，即“杨州画派”。其人数和姓名说法不一。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目过考》中，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 、郑燮、李方膺、罗聘等8人。其实不止8人，且人名亦不固定。曾被后人列入“八怪”的，还有边寿民、高凤翰、杨法、李葂、闵贞、华喦、陈撰等。其中郑燮（号板桥）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画派的共同特点，是不少人一生不得志、不当官，有的做过几年小官又弃官专门绘画为主。他们愤世嫉俗，不向权贵献媚，了解民间疾苦。重视思想、人品、学问、才情对绘画创作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及书法修养都很高。画题以花卉为主，也画山水、人物，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的创新精神，主张自立门户，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当时崇尚摹拟、泥古作风，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王鋆是当时“正统”画风的维护者，曾评说他们：“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扬州八怪”把传统的写意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对近代写意花卉画的意趣和技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直至现代的齐白石、除师曾、徐悲鸿、潘天寿、来楚生等，都从某个侧面对之有所汲取。另外，这些画家，虽在画法上取法前人，但可贵之处，能不拘前人陈规，自成风格，且都能诗，擅书法或篆刻，讲究书画的结合，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迥然不同。
【画中十哲】指清代娄东画派的10位画家。即董邦达、高翔、高凤翰、李世倬、张鹏翀、李师中、王延格、陈嘉乐、张士英、柴慎等10位。十哲为娄东派，他们崇古保守的画风，与“虞山画派”相依托，即这10位娄东派的画家，亦兼写虞山画派，如李世倬。他们又受“四王”的影响甚大，其主要以临摹复古为主，但其中也有自出机杼、别故致新的画家，如高凤翰、高翔等。
【画中九友】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中，赞明末清初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9位画家为：“画中九友”。董其昌为山水画的南北宗派论，崇南抑北，以南宗清幽淡远之风为画家正脉，其时的画家李流放、程嘉遂、杨文骢等受其影响。清初王时敏、王鉴等也传其脉络。他们非属同一画派，而是以友谊为纽带、相互切磋画艺的几位画家，它在明末清初画坛中占主导地位。（祥见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
海上画派任熊山水画作【海上画派】简称“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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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
解释：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 ，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 ，史称二王八司马 。改革历时100余日，以失败而告终。
一、永贞革新的背景
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
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哗、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
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永贞革新的经过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据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
一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另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掊敛，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如此变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七月，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革新党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革新党人刘禹锡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之前，本官屯田员外郎；被贬之后，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而宪宗亦诏迁禹锡等为远郡刺史。但适逢武元衡为首相，衔旧怨(元衡曾为德宗山陵仪仗使，禹锡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被革新党派罢为右庶子)，谏官十余人又论列，言不可复用，最终亦无转机。元和十年(815)，始召还，仍欲用为郎官。禹锡至京师，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由于“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出为播州刺史。自此去京师又十余年。文宗大和二年(828)，再从和州刺史任上召回，用为主客郎中。禹锡至京师，衔前事未已，又作《重游玄都观》诗，序谓“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据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以致武宗会昌二年(842)，禹锡卒，也仅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由此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另外，有唐一代，朋党虽然产生甚早，但朋党之争却迟至永贞革新才形成。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贞元十九年(803)，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而相善。或告执谊云：“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时官翰林学士，因奏云：“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导致成季等七人尽被斥逐。至永贞革新正式开始，朋党之争更为激烈。后来，永贞革新虽然失败，旧的朋党之争并未消失，新的朋党之争又起。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806-820)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宪宗初即位，藩镇就开始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令诸将为己上表强求节钺。朝廷不许，以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不久，朝廷恐安抚无效，又以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而征刘辟为给事中。刘辟自然不受征，且出兵阻袁滋入川。袁滋不敢进，被贬为吉州刺史。朝廷不得已，终于以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但藩镇见朝廷如此可欺，又岂肯甘心于眼前既得之小利？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仿前任韦皋求总领三川，不得，竟举兵造反。二年(807)十月，镇海节度使李锜因不愿入朝，亦举兵造反。九年(814)闰八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为留后，并纵兵侵掠，危及东都。十年(815)六月，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并助吴元济与朝廷对抗。这些藩镇叛乱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有《辛公平上仙》篇，据研究，所记即为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①。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二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
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792)，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
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别的解说呢？
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末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
豪放派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词作的特点是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松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 昨日春》、《青玉案 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云间词派：以“云间三子”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首，形成于明末崇祯年间，追求纯情自然。
西泠词派：即陆圻等“西泠十子”，皆出陈子龙之门，是云间词派在浙江的分支。
柳州词派：以曹尔堪为代表，风近“花间”，云间词派羽翼之一，明亡前后始有豪迈悲凉之气。
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宗，崇“意”主“情”，以悲慨激扬和凄清萧瑟等多侧面的情思，浓重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心态。
浙西词派：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的“浙西六家”、前后“吴中七子”等，主张醇雅清空。
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为代表，追求复古，更多地表现为词学理论，于词本身无多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