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佛教、道教十分盛行。唐宪宗李纯也很迷信。公元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据说是佛教祖师释迦牟尼的遗骨。唐宪宗就兴师动众，毕恭毕敬地要把它迎人宫中供奉。韩愈一生极力排斥佛、道之教，对此事十分反感，上表劝阻。并说，中国自古未有佛教，它是外国传来的。可是从东汉明帝时期传人佛教以来，皇帝寿命反而不长。明帝只18年，南北朝也很短，当时梁武帝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不动荤食，还3次出家当和尚，结果被叛军围困，活活饿死。所以，韩愈认为，本想拜佛求福，反而悲惨结局，难道佛教可信？他主张将“佛骨”扔进河里或烧掉，以免蛊惑人心。他写了《谏迎佛骨表》，结果气得唐宪宗暴跳如雷，差点处韩愈死刑。
韩愈素不喜佛，认为佛不足信，主张取缔（dì，限制）佛教，并且恢复儒家的传统。在他看来，儒宗的《诗》、《书》、《易》、《春秋》应该是体现儒学思想的主要著作；礼乐刑政应该是主要的统治方法和手段；士农工商应该是民众的主要成分；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应该是主要的社会等级（参看《原道》），从而排除了佛、道两教的地位。他在“道统”说中反对“老、佛之道”的同时，主张以“先王之道”、“圣人之教”（即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百姓，这就涉及到人的品性和修养的问题。
韩愈在人性问题上，既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也不赞成扬雄等人的善恶二元说，他认为这“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原性》）他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人性“与生俱生”，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接于物而生”，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紧接着，他又以“性三品”说来对抗“佛性”说。佛教的“佛性”说就是佛教的人性论。佛教只讲个人修养，不讲治国平天下。佛性只讲出家成佛，反对为情所累，主张灭情成性。它教人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的世俗之情，要灭情见性成佛，做到“清静寂灭”、“无思无欲”，这与封建伦理道德是矛盾的。
韩愈的“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上等的人性是善的，合乎道德的，中等的人性是可善可恶的，道德不完全；下等的人性则是恶的，毫无道德可言。他认为人皆有性有情。性有三品：上品之性是由于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信等五种道德俱全；中品之性是由于五德偏差不齐，所以可善可恶；下品之性是由于五德不具备，所以恶。而情与性不同，它是接触外物后而产生的。情也有上、中、下三品：上品之情，是指表现非常适当，没有过分与不及；中品之情，是指表现不够适度，有过分的，也有不足的，但可努力做到适度；下品之情，是指表现纵情而动，要么都过分，要么都不及，完全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这里的上品是“圣人”，中品是“众人”，下品是“小人”，圣人可发扬光大，“学而愈明”，众人可教化，小人不堪教化，只能以刑罚治之，“畏威而寡罪”。可见，这“性三品”说，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人性论上的反映，是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论的继承。不过，韩愈并不主张消灭一切情欲，而是主张因情见性，把人的情欲调节到合乎封建道德的需要上，这是对佛教的灭情见性观点的批判。这种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情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理论，为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奠定了基础。
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提出了的理论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也一改前人的哲思之见，提出了他独特且具有直接现实功用的“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类，其中一种是“圣人之性”。有这种人性的人，与生具善，无需后天的教育和感化，并且只有皇帝和圣贤才具有它。他进一步指出，“天”赋予最高统治者以“圣人之性”，使他们品行高尚纯正，因为他们负有教化和统治人民的责任。显然，与他的其它理论相一致，董仲舒的人性说也是为类化和加强皇权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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