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荀子还喜欢谈“参”，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王制》）“专心一致，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性恶》）天人虽然各有其职分，不能互相替代，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天人又是一体的，人的活动可以参赞天地的变化。所以荀子既讲天人之分，也讲天人合一，二者构成其思想的整体。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则逐渐强化和积淀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之一，并且渗入政治、艺术、科学以及日常习俗、心理底层等各个领域。而天人之分的观念却长期被人们忽视，没有形成一股足以与天人合一相抗衡的思想洪流。由于天人合一重道德，轻认识；重综合，轻分析；重直觉，轻逻辑，结果导致了对自然认识的轻视，严重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造成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上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根据竹简的内容，天人之分其实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不讲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也没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分。但不论是竹简还是荀子，其天人之分都不是以认识自然为价值趋向，竹简的天人之分主要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命运的问题，因而是人生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荀子虽然涉及到人与自然的问题，并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但在万物之所以生成的问题上，却主张“不求知天”，这就从根本上堵住了探求自然奥秘的可能。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问题是，它始终没有产生出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并以认识自然为价值趋向的天人之分思想。从这一点看，真正影响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与其说是天人合一，不如说是天人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