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议一直是属于国君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君———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君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君、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惟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君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就是《孙子兵法》的问世。它提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概念——“庙算”。任何概念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物的发展中抽象出特有属性的结果。都属于理性认识阶段。“庙算”作为先秦时期对军事决策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主要体现了这一时期军事决策的特点。自夏朝开始，国家凡遇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庙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帝正在庙堂占卜吉凶。祈求神灵护佑，以巫术假托神的旨意，迫使人们进行战争。这是“庙算”的原始形态。春秋时期，以信天命和先祖崇拜相结合的宗教观受到冲击，“庙算”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庙算”只存在了古老的形式，实际上已成为在庙堂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克敌制胜方略的代名词了。曹操在注《孙子》时 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张预注《孙子》中也说：“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 然后遣之”。“庙算”是人们认识了这种活动的本质属性之后，将 其形式与内容相结合进行的高度概括，因而可以说，兵家把“庙 算”作为战略概念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丝毫香火气味了，而成为一次理论升华。
秦汉以后。在庙堂里谋划战争的陈旧形式逐渐被打破，再以 “庙算”表达战略概念已不合适。这个时期成书的兵书与兵论，开 始寻求更恰当的用语，这就是以“兵略”来表达战略。秦汉留传 下来的《淮南子·兵略训》和《三略》都是如此。高诱注《兵略 训》篇名时说：“防乱之萌，皆在略谋解谕，至论用师之意也，故 曰兵略”，可见《淮南子》“兵略训”篇的命名，其意在于从“防 乱”，“用师”的战略高度阐述论兵内容。由“庙算”到“兵略”，可以说是战略概念的一次较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抛弃了“庙”这个形式，又以“略”取代“算”，之前又冠以“兵”。使概念与内 容趋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