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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了解西汉枚乘《七发》
《七发》是西汉辞赋家枚乘所写的一篇辞赋，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 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 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进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其中“观涛”一节写得繁音促节，气壮神旺，令人怵目惊心，如临其境。《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并影响到后人的创作，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二、求枚乘《七发》原文及翻译
大赋文体的形成三、开创汉大赋体例的枚乘是什么?
西汉枚乘的《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探视，以主客问答形式，写了一篇规劝文。其意大体是：出入车辇为瘫痪之兆；深宫幽室是寒热的媒体；妖姬美妾是伤害性命的刀斧；美酒珍肴是伤生的毒药；太子之疾非药石可治。注意饮食、走出深宫，到大自然中去，陶冶情操、锻炼身体才能根治疾病。《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颓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四、枚乘的《七发》所标志的赋体发展阶段是
是西汉的枚乘啊。《七发》的作者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是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其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里做过文学侍从。他的文笔流畅犀利，思想超凡。但他的作品多已散佚，今仅存《七发》等三篇收在《枚叔集》中，其中就以《七发》最为著名。
枚乘的《七发》是赋体散文，主要内容是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论述人生的至高哲理。而文中的“吴客”显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七发》的全文共分八段，而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是文章的首段，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六段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正面的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如今，我国的经济已经迅速的发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对于有的人伦道德滑坡、贪污犯罪，这种全社会的“公害”，我们不妨也参考一下《七发》中的“要言妙道”。让那些醉生梦死，萎靡不振的大小官僚也出一身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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