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旦艺术简单地说就是男扮女装、男唱女腔，早期是因为不允许女性登台而产生，随着四大名旦的崛起，登峰造极。
若论男扮女，汉代已有“弄假妇人”的记载，但真正戏曲中的男旦始于何时？元明两代都是有女演员的，女演员的地位与娼妓仿佛。明代的教坊，实如官妓，犯官、罪人的妻女往往发往教坊，成了“淫贱材儿”，既要供人蹂躏，又要供人取乐。男演员从明初起就规定要戴绿头巾以示辱，他们的妻女大抵也是演员。后世称妻子有外遇者为戴“绿帽子”或“绿头巾”。其源盖出于此。到了大清朝的顺治年间，皇上禁止男女同台演出，旦角便都由男优担任，而女旦所遭的蹂躏也就同样落到了男旦的头上——他们演出前要在戏院两厢“站台”，为来看戏的大爷们递水、陪坐；演出时要与台下捧场的豪客“眼色相勾”；演出之余还要到阔佬儿处陪酒、卖笑，甚至还要同他们做些不伶不俐的勾当。他们虽是演员，同男妓的身份相去也不远了。泰国的人妖演出后到剧场外站在高台上同看客拍照，那情形同站台相类。
在清末封建社会时期。妇女被禁锢在家中，因此男旦的产牛是合乎历史潮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到了民国初年，新思想有所抬头，但社会风气依然比较闭塞，连话剧舞台上的女角旦。也是由男人扮演的。象我国著名作家、戏剧评论家李健吾，他早年就是以扮演女角蜚声剧坛。所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男扮女角，决不能称为怪现象，而只能说是艺术创造。如日本的歌舞伎。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通行男扮女角。不过，双方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是各不相同。毫无疑问，前辈男旦演员在发展京剧旦角艺术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如梅兰芳，还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声誉，成为世界三大艺术表演体系之一。其次，京剧男旦在表演女性角色方面所取得的艺术心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就以四大名旦为例，他们在舞台上创造了各不相同的角色，在唱腔方面根据各自的嗓音条件，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唱腔，因而形成了各自的流派。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他如王瑶卿、王蕙芳、赵桐珊、于连泉、阎岚秋、冯子和、赵君玉、欧阳予倩、张君秋、黄桂秋等，他们的功绩也不小，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这些著名男旦演员创造女性角色的最大特点是力求神似。如果一味在模仿女性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上下功夫，必然会造成矫揉造作的“娘娘腔”，也就会大大减弱观众的审美情趣。在这方面梅兰芳的成就最突出，他唱腔甜美，表演细腻，所以爱梅的观众特别多，观众爱梅不是爱梅的女性化，而是爱他在艺术上所创造的女性角色。应该承认，国际上对京剧男旦演员有个认识过程，据说梅兰芳访美初期，有人怀疑他是个有异性模仿欲的人。后来报刊不得不发表专栏，强调梅兰芳在各方面都很正常，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以后美国戏剧界才逐渐认识梅派的艺术价值。如美国戏剧界、艺术评论的权威司徒克·扬说：“梅兰芳没有企图摹仿女子，他旨在发现和再创造妇女的动作，情感的节奏、优雅、意志的力量、魅力、活泼或温柔的某些本质上的特征……他扮演旦角只是力求传达女性特征的精髓连带所有的优美、深刻的感情、温柔和力量的节奏。“ (参见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我以为他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这些著名男旦演员为培养下一代男旦演员和坤旦演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健在的张君秋、赵荣琛、梅葆玖、杨荣环、孙荣蕙、王吟秋、宋长荣、沈福存、李瑛、温如华等男旦演员，都受到过前辈男旦演员的指导和影响。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坤旦演员逐渐登上了京剧舞台，她们当中不少著名演员是四大名旦的入室弟子或私淑弟子。如梅派坤旦演员言慧珠、顾正秋、吴素秋、李慧芳、李丽芳、罗惠兰、杜近芳、王玉蓉、沈小梅等，程派坤旦演员李啬华、李世济、张曼玲等，荀派坤旦演员童芷苓、张正芳、孙毓敏、刘长瑜等，尚派坤旦演员马博敏等，其他还有名躁一时的四大坤伶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杜丽芸，等等，这些坤旦演员既学流派，又为旦角艺术的发展闯开了一条新路。受到了广大京剧观众的赞赏
古代女子在台上只准许弹唱歌舞，不能粉墨登场演戏文，因为古代封建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在戏文中常有身份高贵的神佛仙圣与帝王的出现，加之宫廷民间经常演唱神戏、庙会戏、庆祝戏，决不容许女子登场亵渎“神灵”，所以戏曲中角色皆由男演员扮演旦角。
京剧旦角的声腔和表演体系本是为男性演员而设的，几代京剧人创制了一整套男旦人才培养及舞台表演程式技艺法则。男旦艺术是用典型化、象征化的方法重塑和表现女性的艺术形象，是对女性本质的再创造，具有古典艺术的典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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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沙大风于1921年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首次提出，以区别曹锟内阁程克四大金刚。1927年6月20日，听花，即辻武雄，日本人，在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五大名伶魔力对决”，刘喜奎夺魁，鲜灵芝次之；
在“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中，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当选，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 《顺天时报》还将梅兰芳选为“伶界大王”，又捧为“四大名旦”之首，才定下梅派的百年江山。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梅派传人胡文阁：男旦艺术传承困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男旦
戏曲艺术中出现反串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演员因为不足或者角缺失，因为跨行当演出与自身行当不相同的戏。
反串是中国戏曲表演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演形式，反串与演员及剧中人物的性别没有关系的，举个例子，京剧大师梅兰芳，作为一个旦行演员，演出女性角色很正常，而他曾于《辕门射戟》一剧中饰演吕布，则反而是反串了，除了旦串生，也就是旦行反串生行，还有生串旦、生串净、生串丑，这些都是戏曲表演中十分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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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行当反串还是性别反串，在舞台上求得就是以假乱真，我们暂且用性别反串的角度来看梅兰芳大师，，梅兰芳大师虽然是男儿身，但只要粉墨登场，无论是《霸王别姬》中对霸王忠贞不二的虞美人、《贵妃醉酒》中醉酒而不失高贵的杨贵妃、还是《穆桂英挂帅》中英姿飒爽的穆桂英，登上舞台的他就是让人惊艳的美人儿，由此可以得出一点，反串即是要把角色演活。
在潮汕地区说到反串，不得不说的就是洪妙大师，《香罗帕》中，她是一个热情，又有些可爱的老阿婆，《杨令婆辩本》中，他是是非分明，敢于辨明是非的杨令婆，《刘明珠》中，她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心机深沉，老谋深算的皇太后。洪妙大师塑造的诸多角色各具特色，其影视作品可谓是潮剧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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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反串
“反串”，即男女错位的角色分工：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常见现象，并在宋元以降形成高峰。中国戏曲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祭祀仪式，其中己经孕育了戏曲表演的雏形，也出现了萌芽阶段的角色分工：在男日现，在女曰巫。现与巫在这种祭祀性的歌舞表演中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职责，故云：“歌舞之事，合男女为之，其风甚古。”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原本以娱神为目的的祭祀歌舞蜕变成娱人而作的歌舞，帝王贵胃也可以享受歌舞之奉。《史记·殷本纪》载封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春秋时代有“女乐”、“郑声”等等。原本神圣的祭祀歌舞已经式微，原本身份尊贵的现巫也无可奈何地沦为卑贱的倡优之徒。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地位大不如以前，封建礼教对女性禁锢地特别厉害，因此除元代等个别时代，女性抛头露面出现在公共表演场所常常是不合伦常礼法的存在，于是女性渐渐绝迹于表演舞台，原本由女性扮演的角色往往用男性来替代，因此男性艺人方兴未艾。尽管他们服务的对象己不是神圣的神抵，而是世俗的帝王贵胃，但是他们取得了大众认可的职业身份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名称：“优”或称“徘优”、“倡优”。由于优都是由男性充任的，在需要模仿女性角色时也自然而然地由男性担当，这便成为后世戏曲舞台上“反串”演出的起源。
男扮女装在中国又有一个名称，叫“弄假妇人”。三国时期，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祖游戏，作辽东妖妇状，嬉裹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北齐时出现的《踏谣娘》戏是“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①《踏谣娘》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可见当时“反串”演出已经蔚然成风。隋唐之间，歌舞渐变为戏曲，优人也由原来被豢养的奴隶身份转变为来自民间的艺人。《隋书？音乐志》记载“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②；《乐府杂录》记有名有姓者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三人“弄假妇人”。
南北朝时期随着异族逐鹿中原，儒家文化部分地丧失了它的统摄力，对女性的禁锢，没有那么严格，也出现了女性扮演者，据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今妇人为之(指踏谣娘剧)，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③。唐代男优、女伎各自为曹，不相杂也，因而出现男性角色的时候，女伎也不得不扮演男性角色。由唐至宋元，女性演员甚至一度取得了合法地位，她们的演出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她们作传的《青楼集》，据《青楼集》的记载：赵偏惜、朱锦秀、燕山秀，皆是旦末双全。故宋元以后男可装旦，女可为末。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礼教越发禁锢，男女不再合演，“反串”演出于是蔚然成风，尤其是男旦更是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明代中期正德、嘉靖以后，昆腔独霸剧坛，魏良辅创立的水磨调轻柔婉转，闲雅整肃，合中气十足的男性演唱。万历时期的曲论家潘之恒在其曲论著作《莺啸小品》中有诸多关于装饰华丽、音容具佳的男旦、男班的记录。也有专蓄女乐者，如伺御张岱家班有女优十三名，包揽生、旦、净、杂各种角色。《红楼梦》中梨香院里蓄养的十二名戏子也都是女子，其中藕官最擅长扮生角。清朝顺治年间，统治者通过对教坊反复裁革，最终确定了不用女乐的定制，于是年轻貌美的女伶被清婉媚的男子替代，男旦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四十四年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给久而生腻的昆腔和京腔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辞虽鄙狠，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清？昭桩《啸亭杂录》)。虽然男旦一度成为情色欲望的能指，但是随着四大名旦的崛起，男旦作为艺术载体的一面得到承认，“反串”成了一门严谨的艺术。
与戏曲本身一样，“反串”还有其宗教渊源。人类学家试图证明在母权、父会之前还有一个“双性同体”的崇拜系统。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认为在超越二元对立之上有一个“圆满和完整的双性同体”。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天与地本来是“混沌”一体的，后来才相互分离并成为单一性别的一对。佛教的雕像往往表现了一种超脱了性别的男女合一；佛教的僧侣和尼姑也无从区别，形成了一种第三性。列维？斯特劳斯(Levi一Starus)s在《悲郁的热带》中说佛教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女性，它似乎是从两性争斗中超脱出来的。佛教在中国广泛地流传，拥有众多的信徒。佛教的雕像是信徒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喜好雕刻出来的，它表明信徒们是以“超脱了性别的男女合一”为美，这为“反串”提供了审美心理依据。
“丈夫作闺音”和“女子铸伟词”的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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