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脂球》《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这些都是名著，读起来，你会收获很多。人们常说的看小说不好中的小说指的是那些无聊的，只能看着玩的网络小说什么的。
这句话是对的。
在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市井之间出现了一种叫做：话本的文学艺术形式，这也是后来中国通俗小说的前身。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了明清时期的文学变革，才有了非常成熟的小说形式，为了区分后来的小说形式，这种最初形成的小说就是：古典小说。代表作就是题目上说的那些，当然还有很多，这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时期。
古代有书商，但古代写小说的文人都觉得写小说丢人，所以，就是为了糊口，才“有辱斯文”。（一直到金庸先生那代人，都不认为文人写小说是好事，金庸先生健在的几位友人都认为他写小说是“明珠暗投”。）
当然，古代也就不会要什么版权，交稿拿钱再无瓜葛，跟做了坏事似的。
也有那种，本来就是社会上有手抄本的小说，书商找几个人一攒就是个小说，随便标个什么笔名就行了。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比如为了招徕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 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 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商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低端市场，他们的书质量一般，胜在便宜、量大，虽然口碑不及苏杭，但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
《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
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其他的如书页广告、牌记广告、在自序里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购买双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创举。这哥们儿后来自恋到每出一本书，必在后面加一页自己的自画像，号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虽然自恋，但品牌影响不容忽视。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说跑题了。
总之，以建阳书商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为巨擘，书商们在稿荒的时候，找出一条原创之路。可是因为他们水准太低，这条路只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后劲不足。读者们开始读着新鲜，但很快就意识到其品质太过低劣，要求推陈出新，出些好书。
于是回到了原来的问题：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
好在这时候朝廷帮了大忙。一是科举之路愈渐艰险，使才不如使钱，让很多读书人举官无能，只能另谋出路；二是经济发展，言商不再是什么丢人事，士林和商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先以财生文，再以文生财变得稀松平常。有人评论当时情况：”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所以到了明中叶，文人终于放下身段，愿意鬻文以求财，如唐寅、文徽明、徐渭这样的大才子，可以靠卖画、给别人写碑文墓志铭贺词什么的为生，像吴承恩这种仕途失意、文名不显的，就只能“卖文为生“，这个卖，就是给书商写稿，所谓”润笔“。
于是书商开始四处搜购，笼络文人，或者从他们手里购稿，或者约写主题。文人们虽觉此系小道，但家中贫寒，仕途无亮，只要能赚钱，写写字又算得了什么？从嘉靖、万历以降，文人们开始悄然介入小说创作。比如天许斋刻印《古今小说题辞》，明确交代了稿件来源： “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 就是书商从文人手里收上来若干稿子，编撰之后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把这层关系说的更明白：“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 可见当时书商缺稿何其严重，要派人专门去各大名家那里去”侦“ 察。像冯梦龙这种超级写手，还会应邀做题，他的《古今小说》，就是“家藏古今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儿四十种，畀为‘一刻”，明显就是约稿了。
不过冯、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开书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们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对了，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个王世贞。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来第一大马甲。无论什么书，只要作者来历有疑问的，都有人说是这可能王世贞写的。比如《金瓶梅》，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还有的民间故事更荒唐，说严世藩死后，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要来看。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你说王世贞招谁惹谁了……
前面说的是名家。次一级的作者，是书商一次性买断书稿。《归田琐记》里引用林樾亭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书生，大女儿出嫁罄尽家财。二女儿说我出嫁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书生说我想办法！然后回家翻书，看到《尚书》里有句话叫“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脑袋说有了！花了几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女儿做陪嫁。二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一看，大为激赏，重金购得，于是嫁妆问题就解决了。这位书生叫许仲琳，这部书叫《封神演义》。
你说《封神演义》招谁惹谁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故事是真是假，无可考。但读书人可以写小说拿去卖钱，而且卖的不少，这是明确确凿无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清代袁枚。临死前他写了份遗嘱跟儿子说“我一生著序，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 也是类似情形。可见手里若有新稿，大可以卖给书商赚一笔钱。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因为生活贫困，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其实是被包养，半是写手半是编辑。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总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书商家里涌现出一大批塾师，他们都是落魄文人出身，为书商提供各类稿子，半作者半编辑，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链的最低层。他们所出的书良莠不齐，多以神怪、色情为主，其中放荡肆意之处，令人惊叹。我手里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说的文档，曾经随便打开过几个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开头，就是书生、小姐、丫鬟、家丁几个人在闺房里围成一圈，前后相插，群P为乐。
顺带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个人这么认为）李渔就想开了。
李渔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SWOT分析，认为“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红楼梦之前，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就是从他的书肆刊行里叫出来的。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作者兼书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盗版古已有之。
这里先要推荐一下李渔的所有小说，极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古人写的，充满了一派现代气息。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先是苏州，然后是杭州，然后是南京，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击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一模一样板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其实文人和盗版之间，早有纠葛。宋代朱熹，就曾经因为自己的《论孟精义》一书被浙商盗版，一纸告到当地，吓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这位大儒。从此以后，朱熹的书都是自印自卖，获利极丰润，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孙对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垄断权，延至明清，都独得其利。
没办法，李渔写的是小说，盗就盗了。朱熹写的是马哲、马经，事关意识形态，谁盗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类书监督都非常严，连版式、字体都不准妄改，生怕错一处而误人子弟，两类书境遇大不相同。
至于小说作者，就只能发布声明，说说气话，指望能稍微震慑到有良心的盗版书商。崇祯年有本书叫《道元一气》，上头牌记写了类似声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气魄挺大，口气却很无奈。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总算版权得全——不过这个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吧。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有个大文人袁枚，这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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