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作者：周海婴 编者按： 鲁迅的逝世是正常病逝吗？他是不是被阴谋“误诊”？跟日本医生有什么关系？ 1936年10月19日，55岁的鲁迅在上海逝世，他的医生须藤五百三给他下的诊断书为： 支气管性哮喘症和胃病消化不良。而根据美国医生邓肯先生的诊断是晚期肺结核，若及时治疗，可有望多活五六年甚至康复。鲁迅之子周海婴一直对父亲的死深表质疑，更怀疑这是有阴谋的“误诊”。近日，周海婴写下长文披露这一历史真相，并通过其子周令飞交给《羊城晚报》发表。本版将从今日起分三天连载刊登此文，敬请读者关注。 引语 老年人往往话多，不仅话多而且还喜欢唠叨，所以只要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于六年前写成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 自从我的这本书出版后，颇有一些社会反响。有赞许的，也有异议的；有同意我书中所阐述的事实和观点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为我写书之本意只是想把我的所历、所知、所思，如实的说出来，至于别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别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会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没有写过什么“反响之反响”之类的文章。多年积蕴，一吐而快，本来以为可以言尽于此，不必再来饶舌了，但有些问题，比如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须藤医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仍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释怀。这个问题我在回忆录中曾经写过一节，但我仍然时时有想继续说话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做儿子的固执或多疑，更是出于一种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种疑惑尽可能完整地讲出来，以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时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 鲁迅完全有可能活到60多岁 我们一直怀疑给父亲看病的须藤医生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须藤医生全名须藤五百三，1898年毕业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曾任陆军三等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伍。以后又来上海开设“须藤医院”（1926年《上海年鉴》上已有须藤医院名录）。到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 须藤医生进入我家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的药控制不住，1933年3月，内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先生接替坪井学士为我看病，顺乎自然地也给父亲看病，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150次以上。父亲认识他似乎更早，因为1932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以后父亲还为他买过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这就超出一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了。因此须藤医生对他的病人（我父亲）了解不可谓之不深。那时父亲肺结核的症状已相当明显，据专家说，即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很容易诊断出来，更不必说资深的、对病人有相当了解的老医师了。然而须藤医生对鲁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状经过”是：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诊，当时检查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须藤先生在诊治父亲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父亲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疏忽”了！ 之后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亲友们也越来越担心。此种情况下，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向我母亲提出一个医生应有的劝告。 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三十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社会、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52乃至46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35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察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主治医生须藤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1949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69年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划当时情景……”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邓医生（Dr。Dunn）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联系到鲁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需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待续）
进行军事训练的妇女
二战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日本的妇女既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她们虽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势力，但对侵略战争的肆虐也负有应予反省的历史责任。
参加军事训练的妇女
“国防妇人会”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国防妇人会”是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成立的，同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女会”。这个组织作为侵略工具之一，将日本妇女卷入了战时体制。说起这个组织的由来，不得不提起一个凄凉而疯狂的悲剧。
生产军火的妇女和监工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中一个叫井上清一的中尉回到了大阪，和他的未婚妻井上千代子结为连理。新婚的甜蜜、喜悦与中国东北战场的烽火连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这个日本下层军官产生了厌战思想，在婚假的最后几天里郁郁寡欢。丈夫的这些细微变化都被妻子井上千代子看在眼里。
挖防空洞
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归队出征中国的前夜，井上千代子这个娇小柔弱的女子却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天晚上，年仅21岁的井上千代子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据史料记载，“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
井下挖煤
井上千代子死了，可她的死却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赞扬。“井上千代子留下的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遗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了将妇女卷入战时体制的契机。”据吉林大学薛长鹏老师介绍，遗书大意是说，井上千代子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
对妇女们进行军事训练
次日清晨，井上清一阅毕遗书，未掉一滴眼泪。他默默地收拾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认真地生产军火
悲剧发生后，日本媒体如苍蝇见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间，井上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媒体称赞她为“昭和之烈女”，称千代子之死使“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还有两家会社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拍摄出了电影《啊，井上中尉夫人》和《死亡的饯别》，在全国上映，还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前线，在军地上映。
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尽力效力。
44岁的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发起组织“国防妇人会”，而这位发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井上清一也因为妻子的“鼓励”而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沦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时任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指挥官的井上清一。
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为了激发鼓舞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妇女们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准备赠送给士兵。
许多年轻的日本女性受军国主义思想的蛊惑，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中国东北，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日本妇女团体的活动也因此更加活跃，并急速发展起来。“国防妇人会”的会员数急剧增加，一年后发展到十万余人，两年后发展到60万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前达到458万人，最后发展到接近1000万人，成为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妇女组织。
所有的日本将兵身上都会有一片妻子在街头拉人缝制的护身符“千人针”，这是由一千个过路的陌生人缝制而成的。
为了解除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为了激发鼓舞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很多年轻的女性积极与即将出征的士兵举行婚礼。
“国防妇人会”把支持国家的战时体制看作“高尚的事业”，对侵略战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许多年轻女性响应号召去了满洲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图为满洲国防妇人会员参加大陆的”花嫁”(花嫁是新娘)。
国防妇人会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统一的服装是象征着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白色围裙，身上斜背白色宽带，上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是一个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帮凶。
一、主要活动内容：
1、在战争期间，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直接充当了政府战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当战争给日本带来人口锐减、伤残士兵结婚难等大量社会问题之际，后方支援工作范围也迅速扩大。政府希望依靠妇女组织把后方支援政策贯彻到每一位女性，军国主义妇女团体于是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2、当国民总动员运动需要妇女支持侵略战争时；当大批士兵奔赴前线，后方经济建设劳动力资源不足，政府发布一系列法令要求妇女进行劳动奉献时；当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人口锐减成为重要问题时，妇女团体将全国各地的普通妇女组织起来，走出家庭，来到街头、港口和车站为士兵服务。
3、她们组织募捐活动，收集废品并开展节约运动。她们鼓励妇女提早结婚，嫁给伤残军人，为国家多生孩子……这些团体正好弥补了国家在后方支持工作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和补充了国家的行政职能。
二、组织介绍：
“国防妇人会”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国防妇人会”是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成立的，同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女会”。这个组织作为侵略工具之一，将日本妇女卷入了战时体制。
扩展资料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虽然绝大多数日本妇女没有作为士兵到前线作战，但却在日本国内积极致力于“后方”服务，从事支持战争的工作。
成千上万被称为“帝国之花”、“军国之母”、“军国之妻”、“靖国之妻”、“军国少女”的日本女性证明了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与侵略战争、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日本国防妇人会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大化而急速发展起来。会员数急剧扩大，一年后发展到10多万，两年后发展到60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轻的日本女性受军国主义思想的蛊惑，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中国东北，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
日本妇女团体的活动也因此更加活跃，并急速发展起来。国防妇人会的人数由卢沟桥事变开始前的458万人，发展到最后接近1000万人，成为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妇女组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昭和烈女（行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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