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是个长久委决不下的问题。本来，汉学和宋学都是传统“经学”当中的派别。“汉学”之得名，是因为继承了汉代的经学、尤其古文经学的传统， 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似乎更接近于“科学”；而“宋学”之得名，则是因为继承了宋代理学、尤其心学的传统， 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似乎更有哲学意味。
明确地亮出旗帜的“汉宋之争”，是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的。当时江藩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表彰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学。此书甚至把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都置之卷末，认为他们颇近于理学或者宋学，“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哉！”（不过，书末另附的成于道光年间的《宋学渊源记》虽然抑宋扬汉、多存偏见，但在客观上保存了不少清代学术资料。）为反击《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三卷，针锋相对地否定乾嘉学派，维护程朱理学亦即宋学。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似乎还有气候。
纵观整个经学历史，汉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学派”。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古文经学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权威，注重儒家经典的文字考据、名物训诂，其优长在于实事求是，其流弊在于繁冗琐屑，“皓首穷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当时又有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之抗衡。乾嘉学派的实学风气，实始自明清之际顾炎武。顾氏鉴于明末政治衰朽的教训，批评当时“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心性的“王学”风气，起而提倡“通经致用”的学风。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人继之，学习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吴”、“皖”二派的盛极一时的乾嘉学风。平心而论，乾嘉学派在“通经”方面创获空前，但是在“致用”方面却谈不上。唯其如此，才有“宋学”的兴起。
宋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宋代广义“理学”、尤其“心学”，和清代“常州学派”以至晚清“今文经学”。但事实上在我看来，所谓“宋学”的学风应追溯到汉初兴起的“今文经学”，其实际开创者为董仲舒，而集大成者是何休。他们认为孔子当年删定“六经”，意在“托古改制”。他们一面阐发儒家经典隐含的“微言大义”，发挥哲学思想；一面以此议论时事，干预时政。后来因拘于“家法”、流于怪诞而衰微。宋代的“宋学”主要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江西学派的“心学”、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他们相互之间差别颇大，而且互相攻击；尤其是朱、陆之争，叶、陈“事功之学”和朱、陆“道学”之争，被江藩讥为“同室操戈”。例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就有“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区别。但是从总体倾向看，他们大多不太注重训诂考据，而是注重“性命义理”之学。及至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其代表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领袖的常州学派。后经廖平、一直到康有为，“宋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
平心而论，汉、宋两派确实各有所长。宋学之长，在其对于思想领域的推进。例如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两次思想大转型，都与春秋公羊学有密切关系：一次是从上古宗法奴隶制王国到中古地主制帝国的意识形态转型，以董仲舒的公羊学为代表；另外一次是从中古到近代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意识形态转型，以康有为的公羊学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思潮活跃时期，往往与今文经学有关。汉学之长，在其对于纯粹学术的推进，尤其对于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传统语文学（文字、音韵、训诂）的贡献。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都认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参见本书“吴派”条）。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参见本书“皖派”条）。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
乾嘉学派与稷下学派的学风一阴一阳，互为极点。相较于“重行思而不离考证”的稷下学派，乾嘉学派的“重考证而不废行思”，虽然是清中期以后正式定型的，其源流却可远追秦汉；二者虽然定名相差千年，其各自的成型与共存，却已延续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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