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先秦-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酝酿--雏型--成熟--转变--繁盛”，体现了古代人民为创造民族的文学样式，民族的文学精品，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中国古代小说孕育于先秦时期的远古神话，经历了汉魏六朝杂史、志怪志人的成长，唐传奇的成熟，宋明话本、拟话本的发展壮大，最后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展示出生命的辉煌。 从语体上说，中国古代小说又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从艺术的渊源上说，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山海经》被称为“古今小说之祖”。先秦的史传文对小说的影响也很明显，《战国策》因其叙事的成熟完备及其中多篇显著的虚构色彩，更是被当作最初的小说体裁之一——杂史小说的开端。
汉代出现了第一篇初具规模的杂史小说《燕丹子》，它比《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更富传奇色彩。
中国小说初具规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其标志就是小说由写事为主转向写人及其性格特征为主，从而确定了人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按内容可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前者以写神灵鬼怪及其妖异怪诞之事为主，代表是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后者以记载人物的琐闻逸事为主，代表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也是文言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小说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唐代传奇的出现与繁荣。他们在内容的丰富性、题材的多样性、人物的形象性、故事的艺术性和文笔的生动性等方面都是六朝小说所无可比拟的。涌现出一系列优秀传奇小说，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内容以言情为主，搜奇记逸，文字婉转华艳，代表着早期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文言小说的第二个高峰。
宋代出现了话本小说，它是民间说书人讲史或演说的底本，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表达市民心声。如《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错斩崔宁》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也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滥觞之作。
明代掀起文人模仿话本风格而改编创作“拟话本”的高潮，“三言”、“二拍”、“一型”为其代表，也是古代白话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三言”即由冯梦龙选编加工而成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白话短篇的形式，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繁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优秀代表。“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它比“三言”更注意求奇求巧和强调自身的创作主体意识。“一型”即陆人龙的《型世言》，创作精神由改编变为独创，重视小说议论和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繁荣和辉煌是明清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和文言短篇小说的全面丰收与总结。白话长篇主要包括：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部白话长篇历史小说，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施耐庵的《水浒传》（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开小说英雄传奇之先河）；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开文人独立创作白话小说的先河，力促世情小说的成熟与繁荣）、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浪漫主义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国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红楼梦》（人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与总结，代表着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厚的鸿篇巨制）。煌煌巨著，构筑起古代白话小说的第二座高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代表着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第三个高峰。
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作的《水浒传》。
我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洛阳人虞初为中国小说之祖
虞初的《周说》是中国最早的小说。
虞初（约公元前140—前87年），号“黄车使者”，河南洛阳（今洛阳东）人。汉武帝时为方士侍郎。
虞初所作《周说》，共计943篇，原书失传。据东汉人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就是说虞初是根据《周书》写成小说《周说》。因此有人估计《周说》很像是一部通俗的周史演义。《太平御览》第三卷所引《周书》三则，其写作风格类似于《山海经》，清代人认为是虞初的佚文。
东汉末仲长统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说全部烧掉。小说接近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士不相容，因此虞初的小说《周说》也被上层文士“从火”了。他们为什么憎恨小说，不许它存在呢？《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夫之议也”。小说既然说民间的事情，当然会有与上层统治者不一致的地方，那当然也就会遭到憎恨，虞初的小说《周说》也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周说》的失传，虞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仅见于书者唯《汉书·艺文志》而已。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很少记载虞初的事迹和他的小说创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偶有所记，亦几近于《汉书·艺文志》而已。但实际上虞初对小说创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谭正璧编撰并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书虽不存，但因之被推为古代唯一小说作家”。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文选·西京赋》中张衡云：“小说百家，本自虞初。”后人有以虞初为小说命名的，如《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等。虞初的《周说》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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