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乌台诗案简介: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扩展资料:
乌台诗案:
苏东坡在湖州做官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讲他在地方上的作为。最后有一句话,既是谦虚,也有些牢骚话在里面。话是这样说的: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就告发苏东坡讽刺朝廷,还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反对新法!
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还好太祖赵匡胤不允许后代杀文人,否则苏东坡早就被拉出去砍了!
苏东坡虽然大嘴巴,但也很害怕,在去京城的时候,甚至想跳河自杀。最后到了京城,被关押起来,一共关押了103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乌台诗案
简介:
乌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
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知湖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扩展资料
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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