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恭仁皇后（1660年—1723年），乌雅氏，康熙帝妃嫔，雍正帝生母。康熙十七年生皇四子胤禛，康熙十八年晋封为德嫔，二十年晋德妃，雍正帝登基后德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拟上徽号曰仁寿皇太后。雍正元年五月崩逝于永和宫，享寿六十四岁。同年八月加谥号“孝恭宣惠温肃定裕赞天承圣仁皇后”，九月与康熙帝合葬景陵，升祔太庙。乾隆元年三月加谥“慈纯”，嘉庆四年五月加谥“钦穆”。最终谥号是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她原是隶满洲镶蓝旗包衣，官书上只提其属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却绝口不提孝恭祖父额参曾任膳房总管，其本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微贱的事实。雍正也一再宣称乌（吴）雅氏乃“本朝旧族，创世名家” ，这样说，或许是母家地位的卑微，对于雍正而言，是一种隐痛，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他必须神话自己的出身，抬高母家的地位⑸；亦或许是他为了缓和母子间紧张的关系，而故意作出的姿态。而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包衣（奴隶）之后，却能得到康熙如此宠爱，能够为身为55个孩子的父亲的康熙大帝，生育三子三女，的确不一般。由于生育胤禛的时候乌雅氏身份低，按照规矩没有资格亲自抚育皇子，并且康熙也为了安慰当时刚失去孩子的皇贵妃佟佳氏，将胤禛从小养在佟佳氏膝下。 康熙末年九龙夺嫡，胤禛胜出即位后，德妃作为雍正生母，不肯移居太后居住的宫殿，并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摆明了不承认雍正的皇位，让即位本来就困难重重的雍正更是面临尴尬局面，也因此被人拿来当话柄质疑雍正继位的合法性。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雍正，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孝恭仁皇后。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也确实做得无可挑剔。如果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选出一位最勤劳的的皇帝，恐怕只有雍正能担得起这个头衔。
雍正是个实实在在的宅男，不巡幸，不游猎，常年待在皇宫中。他在位时间为12年零八个月，粗略统计一下为4240多天。在这期间，他坚持每天亲自批阅奏折，不假于他人之手，一共批阅了41600多件，也就是说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四万多的奏折共计写了1000多万字，他处置的各种批本也有19.2万件。
雍正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他全年几乎无休，只有在生日当天才会给自己稍稍放会儿假，放松一下。他不仅仅在处理奏折方面令人惊奇，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多的让人咋舌人咋舌。
雍正在位期间，对朝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增加财政收入，建立养廉银制度；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摊丁入亩；为提高军务效率设立军机处；为使朝政清明和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强化密折制度，废黜议政王大臣会议······像他这么勤政的君主当真是历史罕有。
他是位明君，治理国家的能力也是特别的强。那为什么这么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皇帝却留下一世恶名？
我们看一下当时文人曾静给雍正皇帝扣的十大“罪名”：“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雍正皇帝当真这么冷血，还得细细深究。
有人说雍正勤政爱民却引来骂名无数，是因为他招惹了不该得罪的人，他引起了官怒，得罪了读书人。雍正继位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清欠，虽然国库又重新盈实，但是坐实了贪财的恶名。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又动了官员们的金库，再加上他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得罪了各级官员，引起了所谓的“官怒”。
雍正不仅得罪了当官的，更是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也让他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雍正得罪的这两类人，相当于如今的新闻媒体传播者。他们所说所想很快会传达会被老百姓复制传播，所以说雍正是否有那么无情一直是个未知数。
看到一些文章说雍正喜欢玩cosplay，还有图为证，小编我笑了。这些图中，雍正扮演了农夫、脚僧、士人、喇嘛等等，角色各异。他身为皇帝，是个典型的宅男，没有真正的享受过生活。其实说起来挺可悲的，或许他不过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也想过几天和农夫、琴师一样简单的日子罢了。
最后套用雍正皇帝的一句话：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